作为国民党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已公然地不愿再称各民族为“民族”。如在1942年8月27日发表的题为《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的讲话和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他都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只是蒋介石与顾颉刚等又有所不同，他这时已宁愿称各民族为“宗族”而不再愿意称其为“种族”了。因为他此时的看法已有所改变，明确意识到中国各民族并非为血统有别的异“种族”存在，而“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我们的各宗族，实为同一民族”。[74]若以齐思和等人的前述观点来看，蒋肯定与孙中山一样，未能理解“民族”与“种族”的关键区别，甚至与孙中山比起来，他还要更有过之，但这已属于另一层面的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此时在民族问题上，已有一种新的“思想自觉”。他显然并不完全满意于像顾颉刚等人那样将“种族”与“民族”加以简单对立性区分、而把血统因素完全留给“种族”的做法。在他看来，顾颉刚等人的看法尚停留在他1929年发表《三民主义纲要》时的含混认知水平；“民族”和“种族”固然有差别，但也未尝不是意义上有所交叉重合的概念。这一点，当时实际上已多有学者加以辨析。如《我们的国族》一书的作者即曾指出：“虽然说民族和种族有着不同的性质，但我们一研究到民族时，总会牵连出种族的问题，因为种族毕竟构成民族的一重要因素，所以它和民族是保有兴衰隆替的密切的关系。此外还有许多民族的问题，也是由于种族问题而发生的……德国人排斥犹太人，是极好的例证。历史告诉我们，这些事实是太多了。”[75]应当说，蒋介石对现代西方民族概念的核心内涵并非一无所晓。对他来说，只是简单强调“种族”与“民族”的区别，而看不到或不愿强调两者之间关于血缘及血缘意识等多方面的密切联系，这在当时那种特殊的中国国情之下，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整体认同恐怕并无益处，甚至倒还可能有点“别生枝节”的书呆之气也未可知。长期以来，学术界较多关注顾颉刚与蒋介石思想的同一性方面，乃至怀疑其有可能被蒋“御用”，[76]反而忽略当时两人彼此之间思想的差距，这其中恐怕存在失察之处。
当然，蒋介石选择“宗族”概念来界定“中华民族”的分支，也是直接受到孙中山1924年关于民族主义的演讲中里所使用的那种“宗族”概念及其“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思想的启发。他的确相信，以血缘为纽带的温情脉脉的传统宗族关系，即便在民国时期的中国，似乎也不缺乏其重要的社会凝聚功能与力量。
由于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独特地位，他的以“宗族论”为基础的中华民族观曾得到广泛播扬、一度几成“正统”。以往，民族史学者在谈及蒋介石有关民族思想的时候，多爱摘引其1943年年初《中国之命运》一书的片段言论加以批判，其实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1942年8月，他在西宁对“汉满蒙回藏士绅、活佛、阿訇、王公、百千户”所发表的讲话——《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中，就已经相当集中，甚至更为简洁清楚地谈到了有关论说的主要观点，并且当时还出版了单行本，得到广泛传播。鉴于蒋氏此论在抗战时期的重要影响力、极端代表性和以往论者某种程度上的忽略，兹将其论说详细引录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