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至9月，杨松在《解放》周刊上连续发表了三篇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讲座”，即《论民族》（第47期）、《论资本主义时代民族运动与民族问题》（第49期）、《论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运动与民族问题》（第52期）等。在这些讲座中，他阐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属于近代历史范畴的见解，强调历史只有发展到近代，民族才由部落、种族等进化而成，且其终有衰亡消失之一日。他严厉批判德国法西斯主义者的“种族论”，认为其“反科学反历史”，“硬要用种族或人种的概念去代替近代的民族概念，……表面上好像挂着‘科学’的招牌，骨子里却暗藏着民族侵略主义之真正内容”，从而也把“民族”与“种族”区别开来。在民族观方面，杨松是一个地道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不仅完整地引用和解释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有共同语言、共同领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在共同的文化上表现出共同心理结构的固定集团”，还以此为标准，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所鼓吹的“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中国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而是一个地理概念”等论调，并由此论证“中国人是一个近代的民族”，日本和中国并非为“同文同种”的同一民族等观点。
杨松关于“中华民族”的那部分论述，自然最值得我们关注。他认为，“近代的中华民族像法兰西、北美利加、德意志、意大利、英国等等近代民族之形成一样，乃是由各种不同的部落、种族等等共同组成的。近代的中国人是从汉人、满人、汉回人、汉番人、熟苗人、熟黎人及一部分蒙古人（土默特蒙古人）等等共同组成的……已同化了的满人、回人、番人、苗人、蒙古人、黎人等等在经济生活、语言、风俗、习惯等等方面已与汉人同化，并且已与汉人杂居，因而失去构成民族的特征，但是在风俗、习惯上仍与汉人有些分别，他们既非原来的种族，也非汉人，而是一个新形成的近代民族——中华民族”。不仅如此，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抗战实践中，中国人能够不分阶级、党派、信仰、籍贯、性别等不同，“民族内部团结一致，去抵抗异民族日寇之侵入”，这“已在实际行动上证明了和证明着中国人是一个近代的民族”。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看，中国人都已经是一个近代民族。“日本军阀法西斯蒂说中国人非民族，中国非国家，这是对于中华民族及中华民国的侮辱。这是日寇企图欺骗全世界的社会舆论，以为日寇侵华之‘理论’根据，而证明日寇是东亚的‘安定因素’”的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