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张闻天特别提到包含“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一律平等”等六条内容在内的中共二大纲领的意义，指出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这样明确的给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自求解放的道路与共同奋斗的目标”；接着强调，“十七年来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充分的证明了：中共是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全体利益的党，中共是最彻底的、最坚决的、最一贯的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党”。然后声言，中共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乃是因为中共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缘故。在中共看来，“只有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存在的共产主义的胜利，才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最后解放”，而当下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正是走向这一最后解放的必要的历史阶段。这一特殊使命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成为抗日救国的“重要因素”和“伟大力量”，其“独立存在与发展都是绝对必要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的产物”，也“是从中国社会的血肉中生长出来的”，因而“它在中国社会中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
在此文中，张闻天还特别强调马列主义的引入“大大的提高了中国的思想与文化的水平”，不仅是“世界革命的科学”，也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但他同时还认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139]这实际上等于已率先提出了延安时期那“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的思想理论命题，从而显示出张氏本人在中共这一重大理论建设中的某种思想先行性。[140]
1940年10月7日，张闻天与王明、朱德等共同出席延安“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在会上他发表讲话，更明确阐述了对于“中华民族”的理解。他强调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包涵的民族是很多的，由汉满蒙回藏所谓‘五族共和’，实际上不只五族，还有苗夷等族。”又表示：“敌人要中华民族内各民族分裂，我们就要各民族间团结，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来揭破敌人挑拨离间各民族团结的阴谋。”[141]这就大体确立了抗战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之基盘。
谈到延安时期中共对民族问题的理解和“中华民族”观时，有个叫杨松的理论家的专门思考，也值得引起今人格外的注意。杨松（1907—1942），化名吴平，湖北大悟人。1927年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精通俄语，懂英文。1938年至1940年，在延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长。1941年春创办《解放日报》，兼任总编辑。次年病逝于延安，年仅3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