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关于“中华民族”观念，在国共两党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中共并不像国民党中的蒋介石派那样，追求实现一种当下的“单一性民族”的“民族一体化”，而只是认同一种多民族平等存在与融合而成的“复合性”的一大民族共同体而已。这实际也是其至今依然坚持的政策和目标。正因为如此，对于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中共便时常采取一种批评态度。如1943年，周恩来就明确谴责蒋介石以“宗族”视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行为为“民族歧视”，指出：“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126]由此可见其分歧所在。
然而在整个民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却也并非一成不变。1935年前后的情况可以说就略有不同。大体说来，此前由于受到苏俄和共产国际思想的更多影响，中共既注重民族解放斗争，更注重阶级斗争，因此只是一味强调国内各民族政治上的“国家”或“国民”一体性，对于多民族历史文化的相关性和一体性尚重视不足，从而也影响到其对于“民族”共同体整体性程度的体认和表达。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有关的民族政策上[127]，从中共文件对于“中国民族”和“中华民族”两词的使用中，也可以见及某种间接的反映。
“九一八”事变甚至1935年以前，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两词往往是交替使用的，且后者的使用还远比前者为多。1935年前后，因受到日本侵华所造成的巨大民族危机的刺激，同时也鉴于“中华民族”一词已在国统区舆论界较为流行和国共合作需要共同语言等原因，中共文件和报刊中对于“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才猛然增加，并逐渐成为习惯用语。
这一变化，与中共将以阶级斗争为主暂时调整为以民族解放斗争为主的政策转换是基本一致的。在1935年8月著名的“八一宣言”中，中共就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呼吁“中国是我们的中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团结起来”，“为民族生存而战！”并高呼了“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等口号。[128]1935年12月底，在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中，中共又明确提出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的策略，同时做出许多政策调整，包括改“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等，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在决议中，中共政治局对此还做了明确的说明：“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在于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129]1936年8月，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中共更直接地表示：“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130]1937年4月，在阐释自己主张的诚意时，中共又明确认证：“中国共产党确是把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当做了他目前的唯一任务。中华民族的解放，是每一个黄帝子孙，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就是无产阶级当前的最高利益。”同时声称：“这丝毫不表示我们的‘投降’，而正表示我们的无成见，我们的不念旧恶，我们大中华民族的气概。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我们愿意牺牲一切过去的争执，共同奔赴伟大的前程。”[131]1940年2月，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确定了14个常用的政治宣传鼓动口号，其中最后一个就是：“中华民族解放万岁！”[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