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五五宪草”中“中华国族”一词的使用，与孙科个人的偏爱有关。他要贯彻自己一贯坚持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而又能同时在字面上避免“民族套民族”的称谓矛盾。本来，1933年在宪法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吴经熊所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里，最初使用的原是人们更为习惯的“中华民族”一词，而不是“中华国族”。吴经熊的拟稿分总则、民族、民权、民生诸篇。民族篇的第一章为“民族之维护”，第一条即为“国内各民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第二条为“中华民族以正义、和平为本，但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应抵御之”，等等。[96]1934年6月30日，以吴稿为基础多方修改、由初稿审查委员会拟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审查修正案》里，总纲部分新增第五条为：“中华民国各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1934年10月16日，立法院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里，第五条则被改为：“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具体提出这一关键修改意见的人物，据笔者查证，当是立法委员陈长蘅。
陈长蘅（1898—1987）为四川荣县人，著名人口学家，1911年赴美留学，1917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归国。1928年至1935年曾任国民政府第一至四届立法委员。1934年9月21日，立法院召开第67次会议研讨宪法草案问题，陈氏为出席会议的74人之一。该会由立法院院长孙科任主席。会上，陈长蘅针对原第五条“中华民国各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发表了专门的修改意见。虽然，这位深知英文中nation现代内涵的学者，究竟表达了怎样的具体见解，如今已经难得全知，但他显然主张明确称国内各少数民族为“民族”，而同时把“中华民族”改为“中华国族”，这一意见，无疑得到了主席孙科和其他在场人士的基本认可。因为当天的国民政府“中央社电”明确报道说：原草案中的第五条，“照陈长蘅之提议，改为（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次日的《申报》也曾据此给予报道。一年后的1935年10月25日，立法院再次会议讨论修正过的草案内容时，此条表述仍然保持未变，[97]一直到“五五宪草”正式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