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已有研究者敏锐指出的，1943年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将“宗族论”高调阐发之后，孙科等却并不附和，或者说根本不予理睬。是年11月15日，他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演讲“宪政要义”问题时，仍旧强调：“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其中占最大多数的当然是汉族。”[94]这实际上也是他体会其父遗教、并多年坚持不变的观点。在孙科看来，把中国各族融化成一大“中华民族”固然是目标，但在目前各民族依然存在，却也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孙科早年留学美国，对宪政有所诉求。1931年前后，他就曾公开表达对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不满，呼吁国民党应尽快结束“训政”，开始“宪政”，并有志于为中华民国创制一部宪法。1932年12月，他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之后，立即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延聘国内36位著名法学家参加，自己兼任委员长，亲自主持起草工作。经过几年的反复研讨和修改，最终完成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于1936年5月5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出来，亦称“五五宪草”。由于立意要贯彻“三民主义”原则，该宪草在结构上势必涉及“民族”问题专节，这就为“中华民族”概念的入宪，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此前民国制定的各种宪法，多只从国民角度，提“中华民国人民”“中华人民”和“中华民国国民”等概念，尚没有从民族问题角度涉及“中华民族”及其类似概念者。
在1936年公布的“五五宪草”中，“中华国族”一词首次被正式写入了第一章“总纲”。该章的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这显然是有意借用了孙中山有关“国族”的概念。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曾提到过的，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曾矛盾地认为，中国早就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民族与国家在中国，早已合而为一。这在世界上也是一大奇迹，所以在中国，中华民族就是“国族”，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孙中山的这一“国族”论，实际上造成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将“国族”完全等同于“民族”，趋向于认同单一中华民族论。20世纪40年代初，有的单一性中华民族论者，即乐于在这一特定的含义上使用“中华国族”，如1942年出版的《我们的国族》一书的作者，就是典型代表，他们声称，其之所以将此书题为“我们的国族”而不是“我们的民族”，正是得之于孙中山上述“这一独特天才的启示”。所以在该书的章节标题上，他们反复使用“中华国族”概念，并特别指出：“国父中山先生体认了中华民族的这一特点，赋予了一个特创的名词——国族”；“国族是什么呢？我们以为它和民族在某种情况下，是同一个东西，是同一的范畴。我们以为凡是一个民族，如果具有‘一民族一国家’（onenationonestate）的这一特点，这民族便可算是国族”。由此出发，他们直接否认了国内各少数民族为“民族”，而是将其称之为“部族”，认为“汉、满、蒙、回、藏、苗”等称呼，“严格的说，已经不能代表民族的名称。因为它们并没有因血统等关系而形成另外的组织而单独的存在。他们每个不个【过】中华民族的支派或组成的一个分子。实际历史已经把他们铸成一个同命的不可分离的结合体，而今我们只可说仅有一个‘中华国族’，汉、满、蒙、回、藏、苗等的名词，是不必要的了”。[95]这里，作者所谓“中华国族”与“中华民族”一样，无疑属于一种“单一性”民族构成的政治概念。
但是显然，孙科主持制订的宪草中的“国族”概念的使用，却与此狭隘用法存在区别：他直接就强调了这一“国族”之下有多“民族”存在的事实。在笔者看来，孙科的认识理当被视为对孙中山“国族”论内涵的另一种理解和把握。就此而言，他的确体现出了某种与后来蒋介石所阐发的“宗族论”明显有别的思想旨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