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它也正是以抗战特别是国共合作为契机，更加坚定地举起了“中华民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旗，并从文化之根上开始树立起自己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其根本利益和诉求的可靠代表者，以及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革命者形象，从而为自己的事业赢得了更多知识分子的支持。[149]此后，当它发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进步之力量……反共即反对中华民族解放之事业”，[150]中共之“所以产生，所以发展，所以没有人能把它取消得掉，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犹之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样”[151]这类宣言时，也才能显得更加的自然而然和气壮如牛。
抗战时期及其前后，正如我们在前文已经略有提及的，社会上广泛流行、国共两党乃至其他爱国的政治派别和文化集团都普遍认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救亡”和前面已多谈及的“民族复兴”，乃至“民族英雄”和“民族败类”等概念，其中的“民族”，指的也多是全民族总体意义的“中华民族”，借用当今有的民族学者的说法，即为“宏观民族单位”而不单指某一具体的“基本民族单位”。[152]这一政治和思想文化史的事实同时也表明，从整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无论是单一性还是复合性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来考虑全局问题，此时已经基本内化为中国许多政治家、知识分子乃至一般中国人致思国内民族命运的思维习惯了。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一位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曾从国民政府的角度，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加以总结说：“自（民国）十二年一直到现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渐渐成熟，尤其是九一八以后，国人对这种观念尤为明了，且求之甚切！所以民国十二年到现在才是中华民族萌芽的时期。”[153]其关于“中华民族萌芽时期”的观点，当然可以商榷，因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成熟，毕竟还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他关于“中华民族的思想”社会化发展成熟期的看法，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相当真切的观察。1939年底，一位回族知识分子也曾深深地感到：“卢沟桥的炮火已经把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条心融冶成一座坚实的牢固不破的整体”了。[154]这个由各阶层、各民族所共同构筑成的“心”体，也就是基于“中华民族”共同命运和整体观念认同的那种情感统一体。所以有学者正确地指出：“从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功用而言，中华民族符号系统里还没有超过抗日战争的。”[155]
人们常说，是抗日战争重新再造和锻铸了中华民族。诚然。实际上最终把一体化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牢固地确立在最为广大的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侨的脑中与心中的，也是这场持久而壮烈的抗日战争。
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之后，在现代中华民族观念问题上，尽管蒋介石一系国民党官方的观点借助媒体强势，一度声音较大，但在国民党内有关的认识既不统一，而在全国各种不同政治势力之间，彼此的理解更有不尽一致之处，因此最终在中国，关于“中华民族”的社会化认知，其实仍然是一种多方互动的结果。在这方面，共产党、国民党、其他民主党派以及各少数民族精英之间，就“少数民族”这一概念的认知与使用达成某种妥协性共识，最后将承认各少数民族为“民族”的条文正式列入《中华民国宪法》之中，可以视为这一“多方互动”说最为典型而有力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