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知抗战时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时候，国共之间存在着分歧并进行斗争一点固然需要重视，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使用和认同“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性称谓，也就是将“中华民族”作为所有中国人的集体身份认同标志，表明各族人民共同的命运和目标，以便与共同的外来民族敌人战斗到底这一无可置疑的凝聚符号一点上，国共双方又是完全一致的，且彼此相互支持。尤其是国共合作宣言等一系列震动全国、激动人心的政治文件中对于“中华民族”概念的共同使用和对全民族“整个性”的一致强调，它们对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认同所产生的影响，更是不能低估。
1937年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将起草好的“国共合作宣言”正式交付国民党。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形式将其公开发表。这一简短的宣言，竟在全民族整体的意义上四次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强调国共合作对于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前途，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认为它使得“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并**万丈地呼吁：“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145]
对此一宣言，国民党中央社还特地加了按语，强调说明：“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初次回应中共合作建议的著名“庐山讲话”中，也明确强调了“中华民族”观念。他沉痛地表示：“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146]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对于来之不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中华民族的意义，更是豪情满怀地宣称：“现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一百年来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压迫，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那种难堪的奴辱地位，是改变过来了。全中国人手执武器走上了民族自卫战争的战场，全中国的最后胜利，即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曙光，已经发现了。”[147]
这些曾经使处在亡国灭种关头的中国人激动不已的宣言、决议和讲话，对于国人“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凝聚、强化之意义，实在不容忽视。因为全国各族人民从中清楚地看到，国共这对生死搏斗十年的冤家对头，正是在“中华民族”这面神圣的旗帜下停止了内战，再次开始了合作。这一事实，不仅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促进了现实的民族融合，而且其本身还被视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某种象征。正如两年后《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中所指出的：“中外人士皆认此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主要根据；此不仅为两党同志之光荣，抑且显示中华民族之伟大。因此，凡关心中华民族命运者，无不企盼国共两党之巩固的与长期的合作。”[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