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胡体乾也发表了《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参与到顾、费之争的讨论中。他认为，英文中race和nation的用法本来就是变化的和混杂的，“race的原义虽是体质团体，在使用习惯上，已经常被认为体质文化团体了。至于nation这个词，本义原是血统，和race相同，却一被引申为体质文化团体，再被引申为政治团体，其意义就更复杂了”。由此可知，顾颉刚和费孝通二位对于race和nation用法的理解，实际上“都非无根据”。而在中文里，“种族”和“民族”用法的分歧更不在英文之下，相对说来，“种族”一词指体质团体时多，指体质文化团体时少，算是要稍好一点。而中国人“更把当政治团体的nation有时译作民族，有时译作国家，更增加其分歧的程度。最奇的是民国十年至十五年间，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争得甚嚣尘上，而其英文译名却同是nationalism。只有蒋廷黻先生把nationalism译为族国主义，乃是避免用语混淆的办法”。他因此提议：“将来若能把体质团体叫‘种族’，把体质文化团体叫‘民族’，把政治团体叫‘族国’或‘国族’，而把‘国家’一词专用以指政治团体的机构state，或许可以免许多无用之争。”[32]
由将“民族”限定在“体质文化团体”的认识出发，胡体乾对顾、费二人的观点都提出批评，认为存在各自的思想偏向。顾颉刚强调国内各族原无界限、只因帝国主义利用“民族”的名词实行分化“才起了裂痕”的说法，不免忽略了中国各族之间的体质、文化差异早已存在了漫长岁月的事实。帝国主义的分化确实存在，但“族间裂痕并非全为民族一词所引起，也不能单因为民族一词用法的更正而消灭”。而费孝通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费氏强调国内各族的体质文化界限不容否认，但却又错误地认为此种界限并不足以引起“政治的裂痕”，以为能真正引起政治裂痕的只是“政治上的不平等”。实际上，“体质文化的歧异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单独地或结合地都会引起族间的裂痕。体质文化的差异常能引起政治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也会加强体质文化上的歧异的。所以体质文化的同一，终是消灭民族裂痕的根本办法”。[33]
在胡体乾看来，“民族的界限本不是永恒固定的”。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各民族“不断同化”的事实。而在中国，古往今来，特别是近三百年来，民族同化的成绩更大。各族之间“打破了许多界限，增加了许多同一性”。民国以来因交通进步，经济发展，人口迁移，教育普及，各族之间“同化的进行”较之有史以来速度更快，虽彼此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有的甚至还显露出“离心倾向”——或可称为“同化中的副作用”，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目前可能还不是“一个”，但无疑已在“成为一个的进程中”。胡氏声言：“‘中华民族在成为一个的进程中’这句话，大致都可以同意的”。[34]特别是在当时面临亡国危机的特殊时刻，“为加紧团结抵抗外患计，为广播文化、提高各族地位计，皆有促进各族同化的必要”。他因此表示：“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广播各族血统文化混合的事实，以加强各族同化可能且必然的信念，这和以前‘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五族同胞’等说法是一贯的，所以这口号是有用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声言对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用意感到钦佩。[35]
图4-4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及《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片段
这里，胡体乾所谓“同化”大体是各族彼此同化之意，他因此看到了中国各族作为同一个政治体“国族”、必然会不断增强“同一性”的前途。但其言论中所包含的某种大汉族主义倾向，也是明显存在的。
从现有材料来看，顾颉刚对于翦伯赞的批评和杨成志、胡体乾等人的评论，似乎并未做出直接的回应，原因不得而知。抗战时期，顾颉刚建立在否认国内各民族为“民族”基础上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的确不无影响，甚至抗战胜利后，仍有一些刊物特别郑重地重新加以刊载，以广流传。如1947年，《西北通讯》第1期和第2期，就分别重刊了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和他回应费孝通的第一篇文字（改名为《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该刊还特别加了“编者按”，写道：“顾先生此文，引证详博，议论正大，为促进中华民族团结最为有力之作。其热情洋溢，感人尤深。惟当发表之初，适在抗战期间，四方阻隔，流传未广，殊以为憾。本刊初创，特商请先生同意，重为刊布，想亦国人之所乐闻。先生尚有《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对此问题，续有推阐，将于本刊下期刊载，兹并附告。”[36]可见顾颉刚至此，其主要观点仍未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