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民族一词之真义，在缺乏民族学识之我国学术界中，常与“国族”（nation）、“国家”（state）、“国籍”（nationality）、“国民”（citizen）、“部族”（tribe）及小而至氏族（clanorsib）大而至种族（race）……含混谬用。尤其是近来关于“民族问题”（nationalproblem）或“民族解放”（nationalemancipation）或“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等，各新书出版后更使一般青年读者受其影响，动辄认凡关于国家政治问题，或国际关系问题，咸视为“民族问题”。不特青年如此，即号称为学术界中人，往往更分不开历史背景、文化交流、语言混化、宗教影响与风俗或仪式之传播与借用种种关系，误用“民族”二字混为一谈。就此诸端，综合言之，世人认同一传统或同一宗教，或同一文化政治，或同一语言，或同一惯俗，或同一意识或情感之某一人群或集团，即认为民族，此系普通之用法。若根据民族学狭义立言，“民族”一词之使用，与“人种”（race）相同，均限于生物学或生体学范围内，即系一种自然之集团，吾人藉以探讨民族集团（ethnicgroup）或民族（ethnic）之真谛，与普通所使用之“国族”（nation）或“民族”（nationality）含有多多少少之政治意义不同，故研究民族构成之一种专门学问不称为nationalogy（国族学或民族学），而独称为ethnology（民族学）者盖有由也。虽然民族学不仅研究人类集团之体质，至文化与语言亦同注重。[29]
杨成志强调，在区分清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和国家政治权力意义上的“民族”（或“国族”）之后，就应当明白，“以整个国家政治与国民义务关系而言”，中国所有“同生长于本国领土内之人民，均是中华民国国民，在理论上，实不必有民族之区分……况值此大中华民族正处危急存亡当中……否则国之不存，族将焉附？”[30]具体到“民族政策”和“民族研究”，杨成志则主张吸收德国、意大利、苏联和美国的经验教训，“不偏不倚、取长补短、最为上策”，如当“酌取苏联尊重其国内各民族固有之语言与文化至相当程度（即保优弃劣意）之方法……为促进我大中华民族团结之立场”；“采取美国国籍化之理论与实施，提高及普及中华国民教育到国内各族去，作汉化实施之方针”，等等。与此相一致，在民族研究方面，他明确反对那种动辄称各少数民族为Non-Chinese或Non-Chinois的做法，主张开展包含各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圈之比较研究”，同时进行包括上述各族在内的“大中华民族体质型之普遍测量”，等等。[31]由此可见，杨成志的思想关怀，其实与顾颉刚要更为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