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续论”中，对于“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关系，顾颉刚还有过一个独特的解释，以往学界似乎不甚注意。他认为，“中国”和“天下”对应，靠的是“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凝聚。“民族乃是国家的根本”，王朝国家灭亡了不要紧，“亡天下”也就是“失去民族精神”才真正可怕。“我们一说到‘中国’和‘中国人’，就感到它是有整个性和永久性的，无论地方势力怎样的分割或是朝代的怎样嬗迁，它总是不变的。所以‘中国’的‘国’，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才是恰恰相当。”传统一般的所谓“国”（像“大宋国”“大金国”），“等于中央或地方的政府，已合于英文的state（美国一省即为state），所谓‘天下’等于中华民族或中国人，已合于英文中的nation，意义非常清楚。要不是久已有了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古人就不会出现这种意识了！”[27]顾颉刚这里的表述有些模糊和费解，但如果换个视角来看，笔者以为，也就是说传统的“中国”和“中国人”的意识里面，其实带有某种强烈的类似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和民族认同的部分特征，这就使得“中国”的“国”多少有别于“大宋国”和“大金国”的“国”。这一观点，实际也是顾颉刚之所以将古来“中国人”与“中华民族”等而视之的原因。
对于顾氏的答复，费孝通据说出于抗日政治环境的考虑，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辩论。倒是来自左翼的维吾尔族学者翦伯赞在见到顾颉刚答费孝通的“续论”之后，公开站出来发表论文，对顾氏的观点进行了全面、严厉的批评。该文刊登在左翼报刊《中苏文化》上，题为《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在这篇论文里，翦伯赞肯定顾颉刚当时“把中华民族当作一个问题而提出”，是“非常重要的”，但认为可惜的是，顾、费等人的论争，“大半陷于抽象的形式问题如名词的讨论，把论争的焦点转向问题的侧面，而不曾把中华民族与其现实的斗争关联起来，作统一的生动研究，以至问题并不曾得到正确的解决”。在翦伯赞看来，作为顾颉刚讨论中华民族观念的出发点和最后结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命题本身，“似乎就太不正确”，它“包含着否定国内少数民族之存在的意义，然而这与客观的事实是相背离的”，因此其论争难以得出正确的答案，也就并不足怪。
不仅如此，翦文还批评了顾氏在民族理论认识方面存在的几个不足——他称之为“极幼稚的错误”，并强调，“这些错误，对于中国目前正在坚决执行中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可能引起有害的影响的”。首先，他认为顾颉刚把“民族”与“民族意识”混同起来，将“民族意识”当作“民族”，而否认民族得以成立的“物质基础”和“客观存在”，这很荒唐。实际上“不是人们的意识造成民族，而是一定的民族造成民族意识”。翦还引用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以凸显民族的实在性，认定“民族意识决不是自己发生的东西，必须有共同的领土，共同的经济联系他才能表现为共同的利害关系，从而表现为民族意识”。如若像顾颉刚那样把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消解于一个抽象的‘团结的情绪’的概念之下，而观念地造成一个中华民族”，那无论如何造成的也只能是“‘一个观念的’中华民族”，这与顾本来的愿望恰是相违背的。另外，当顾氏论证历史上中国各少数民族为一个民族时，也注意到并强调了共同地域、共同历史，文化交流和血液融合等客观因素，这与他的民族定义难免前后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