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当时的公开回应来看，对顾氏主张表示积极认同的看法还是稍多。像顾颉刚的学生张维华、白寿彝，以及徐旭生、杨向奎和马毅等学者都来信和写文章公开响应顾氏的观念，认可他当时明确提出这一观点对团结抗战具有现实意义。如张维华就认为“坚强的建立起‘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来，便于无形中加强我们团结的思想，这正是解救时弊的一副良剂”。回族史学家白寿彝也来信表示：“‘中华民族是一个’，从中国整个的历史上去看，的确是如此，而在此非常时代，从各方面抗战工作上，更切实地有了事实上的表现，但在全民心理上却还不能说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信念，而还没有走出口号的阶段。”他称赞顾氏此文是以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开篇之作，并表示，“‘中华民族是一个’，应该是全中国底新史学运动底第一个标语”，他主张中国史学家应该用真实的材料去写就一部新的本国史，以进一步“来证实这个观念”。[20]古史专家徐旭生则辩称，鲁格尔夫“所抗议的‘黄帝子孙’的话头，固然不够科学，应该避免，但是他所自署的‘三苗子孙’，不科学的程度，也完全一样……总之，这些话均不可谈”。[21]
见到上述意见后，顾颉刚以“按语”等形式做出过不同程度的回应，如对“黄帝子孙”“汉奸”等说法，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我们是黄帝子孙”“黄帝子孙不当汉奸”这类说法，“原是汉人对汉人说的话。这种话固然不谨慎，但也可原谅，因为在这极度兴奋的时势之下，很容易‘急不择言’，不加上详密的思考，我们总希望从此以后，这种话大家竭力少说，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他还特别提议：“‘汉奸’一名应改称为‘内奸’，因为溥仪和德王们都是中华民国的奸，而不是汉人的奸。”他还认同徐旭生的观点，强调黄帝不过是传说中的人物，并无其人。汉族人称黄帝子孙“固应改正”，自称三苗子孙，“也有改正的必要”。“每一个种族总好抬出历史上的一个有名的人来做他们的祖先，这原是古人的习惯，我们生在今日就尽可不必这样了。”[22]在这点上，他显然还是保持了一个“古史辨”史家的立场。
与此同时，针对费孝通的不同看法，顾颉刚更是接连写了两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专门作答。在这两篇文章里，他一方面追忆了自己五度注意“民族”问题的经过，指出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血统和文化不断同化、融合的趋势，强调其彼此之间“质的方面愈糅杂，量的方面愈扩大；纠纷是一时的，表面的，而统一则是经常的，核心的”[23]这一历史特征。同时，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九一八”事变后以德王为代表的极少数上层蒙古人士在伪满洲国建立的影响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金钱和政治**下进行政治投机，搞民族分裂，以所谓“民族自决”始，而以“出卖民族”终的可悲事实，以及回族与汉族的矛盾在所谓的“民族”概念引入之后被人为加剧的令人痛心的惨剧，来说明“民族”一词的滥用或不正确的“民族”概念的传播，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尤其是边疆的少数“种族”或“部族”的人民来说，该是多么大的灾难和多么大的不幸。他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