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前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是最热心于直接传播和阐释“中华民族”一体化观念的大学者之一。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一腔热血、满怀**地呼吁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中华民族”的大旗之下。1937年1月，他在《申报·星期论坛》上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公开宣称：种族和民族不同，“血统相同的集团，叫做种族。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而又有团结一致的民族情绪的集团，叫做民族”。虽然中国境内存在许多种族，“但我们确实认定，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9]。
在此文中，顾颉刚还特别强调中国历史上各种族血统混杂的事实，指出，其彼此之间在清代以前，“迁徙和同化，血统已不知混合了多少次，区域也不知迁动了多少次。所以汉族里早已加入了其他各族的血液，而其他各族之中也都有汉族的血液，纯粹的种族是找不到了”[10]。此后，顾氏又多次申说这些观点。比如，对于“民族”，他就反复强调“共同的民族意识”一点的重要性，认定“‘民族’乃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识的情绪的人群”，“这种情绪能把宗教信仰、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各不同的人们团结在一个民族意识之下”，甚至认为，对“新的‘民族’之词的误解”乃是造成甘肃的回族、汉族人民有隔绝的原因之一[11]；对于中华民族的多种族融化，他则强调主要表现在文化方面，“文化原是生活的方式，应当随时制宜，又随地制宜的”。这种文化融化工作至今也不曾停止。[12]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他还特别主张“表彰并推广各族优良文化”，“搜集并创作各族共有的中国通史”，[13]尤其是应“把我们祖先冒着千辛万苦而结合成的中华民族的经过探索出来，使得国内各个种族领会得大家可合而不可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团结为一个最坚强的民族”。[14]这位以“疑古”著称的史学家此时对于一体化中华民族的坚强信念，真可谓是意味深长。
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核心代表，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地理学的灵魂人物。他于1934年3月创办《禹贡》半月刊，致力于研究祖国的领土地理、边疆和民族问题，以服务于民族救亡的大业。1937年4月，《禹贡》半月刊上连载历史学家齐思和的《民族与种族》一文，其有关“民族”内涵的认识，已经存在着为流行开来的现代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概念进行辩护的某种理论自觉，该文认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民族主义虽不能说就是种族主义，但他未能将“民族”和“种族”予以区分，当属于其不可否认之缺陷。他强调，孙中山所列举的构成民族的五种“自然力”，即血统、生活、言语、宗教和风俗习惯，都不能构成“民族”的基准和绝对条件，“形成民族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命运共同体一员的情绪，”而这种情绪的强化，又与外国列强侵略的刺激紧密相关。[15]此一观点虽然偏颇，也不新鲜（此前，政治学家张慰慈等已有类似申说），但却对此后顾颉刚公开提出和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产生了一定的直接影响，至少顾氏与这一关于“民族”的思考，部分地发生了强烈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