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国族”概念及相关认识，无疑是近代“中华民族”观念及其认同思想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和内容。该概念在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有一定的传播，特别是1936年公布、至少在中国流传和被期待了十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将其正式列入“总纲”第五条之后。前文我们曾提到1940年夏孙科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中对这一概念与“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之关系有过粗略说明，当时很多人见到这一说明后，未必都能满意。人类学和民族学家芮逸夫，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1942年12月，芮逸夫发表《中华国族解》一文，便试图从理论上较为系统地专门阐释“中华国族”概念，以形成与流行的“中华民族”概念的某种调和，可以说理论上具有一定的自觉性和典型性。由于类似的思想努力在民国时期并不多见，故笔者以为值得格外关注。
芮逸夫（1898—1994），江苏溧阳人，长期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民国时期较早注重田野工作的著名人类学和民族学家之一。1933年，他与凌纯声等一起赴湘西南考察，写成“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书”，被认为是我国最早一份正式的苗人调研报告。后来，在考察和改定西南少数民族汉字族称方面，他也曾做出过重要贡献，并积极致力于提高少数民族参政权的工作。1942年9月，芮逸夫写成《中华国族解》一文，3个月后发表在“中国人文科学社”所主办的《人文科学学报》上。该文认为：“国族之名，创自孙中山先生……由我国的情形说，国族和民族是相同的；而民族和国家也是相同的；其在西文，本同作一词：拉丁文作Nationem，英、德、法文并作Nation。所以我尝以为中华国族，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三个称谓，可以说是‘三位一体’。”他这一认识的得出，应当受到过清末时章太炎先生《中华民国解》一文有关看法的启发。章氏强调华、夏、汉等传统称谓，尽管最初的本义有别，但后来却含义交叉互摄，所谓“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始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不过，芮逸夫却认为章太炎“对于中华民族之义，似乎不很了解。他对于所谓金铁主义者之说，驳斥不遑。其实所谓金铁主义者对于中华民族的见解，虽不尽然，却颇有相当的是处”。他肯定金铁主义者杨度认为“中华”不是“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正合乎现代民族学者所采民族分类的标的”。因为“民族与种族，虽然相关，但不容相混。前者是文化的融合，而由于社群的团结；后者是体质的联系，而由于血统的遗传”。种族是“天然的，是有史以来生成的”；民族则是“人为的，是在历史的过程中由人类的思想、感情、意志造成的，是经过长时期的努力获得的”。他还指出：“一个种族可以分裂为几个民族，一个民族也可以包含几个种族。我国民族乃是经过几千年，融合古今来好些个种族，及其思想、感情、意志而成。本文所称的中华民族，即指此义。”
在芮逸夫看来，“中华国家”“中华民族”和“中华国族”虽然是“三位一体”，但彼此之间又是各有分际：“和种族为生物学及人种学上的名词一样，民族为社会学及民族学或文化学上的名词，国家为政治学及法律学上的名词。换句话说，即由社会的及文化的观点来说，应称中华民族；由政治的及法律的观点来说，应称中华国家；而中华国族则为兼由社会的、文化的，及政治的、法律的种种观点而称说的名词。所以中华国族的第一义，我们可以省作中华国家和中华民族联成的一个复合词的简称解。”[113]由此出发，他将“中华国族”具体析成四义，即“地域的中华国族”，“人种的中华国族”，“语言的中华国族”和“文化的中华国族”，并一一解析了其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