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华民族”这一符号所内聚的现代观念同时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特别是清代以来历史发展的结晶。因为具有现代民族国家形式的“中华民国”的建立，同样与这种历史发展尤其是清末宪政运动紧密相关。如果没有历史上各族人生活在同一块地域范围的制约因素，没有政治经济上广泛深入的联系和血缘上长久而复杂的交流，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熏陶，这一概念和相应观念的形成与广泛认同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作为一种历史存在，那种具有独特联系的尚处于“自在”阶段或古代状态的族群共同体之存在，及其向近现代演化的内在可能与趋势，对于“中华民族”概念及其与之相应的一体认同观念的形成来说，也是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且不提清朝以前的漫长时期，即拿民国以前的清朝时期来说，作为整体认同对象的“中华”和“中国”两词或概念本身，就已经具有了带现代性因素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与国家政治体符号性质的客观内涵（见本书第一章），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自在”的中国人和“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关联，便不无某种豁然开朗的启发效果。当然，此处所谓“自觉”，还并不只是对以往那种各民族整体性联系之“自在”状态的简单觉悟和感知，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环境和诸多现代性因素（特别是现代公民政治因素）作用背景下的能动反映，甚或其本身，就理当包括林毓生先生所谓的“创造性转换”在内。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摒弃那种将现代性和前现代性因素绝对对立和完全割裂的机械论观念。就拿儒家的“天下观”为例来说，它与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关系，也并不像有的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完全处于简单对立状态（它诚然与民族主权观念有直接冲突的一面）。在历史上，儒家的“天下主义”、大同观念不仅成为古代华夏民族能够不断汇聚各族、发展壮大的重要历史文化因素，即使到清末民国时期，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它依然发挥过协调和凝聚国内各族人民的不容忽视的文化功能。同时，这种观念本身，事实上还成了现代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心胸博大的民族优越感、民族自信心和自尊自重的民族主义的情感源泉之一，也即它参与过现代中华民族情感统一体的形构过程。[19]
时下，认为“民族”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ies）和依赖于这一认知途径的所谓“建构”说，正流行一时。[20]从学术角度来讲，这些说法的确有助于人们较为充分地了解现代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能动性作用，有助于较多地洞悉其中话语与权力之间某些历史关系的生动复杂面相，从而扩大我们思考民族问题的空间，但在笔者看来，它实际上与近代以来那些过于强调“民族意识”和自我认同精神的各式主观论“民族”观点，也不乏一脉相承之处，甚至在夸大“主观性”方面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从根本上说，这样的定义和理解无疑走向了偏颇。比如，在那些民族“建构”观者们看来，关乎现代民族赖以依托的历史上和现实中既存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可供建构主体进行选择的“资源”而已，而这些“资源”如何“呈现”和发挥功能，完全取决于“建构”主体如何进行“选择”。可是，正如著名哲学家陈先达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人的活动的选择性是以不可选择为前提的”。[21]“因此，选择，在任何时候都是对可以选择东西的选择。”[22]
具体到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一体认同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来说，不仅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实际融合关系的历史“联系性”和演进趋势具有某种潜在的不可选择性，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基本走向，同样具有某种不可选择性。这就是为什么“排满”思潮虽一度时兴但却不得不最终消歇，国内民族分裂主义者始终不得人心，帝国主义的种种分裂挑唆和吞并阴谋终究大多难以如愿，各种对立的大政党无论政见如何分歧，最终却都不得不高揭“中华民族”整体性旗帜的深层原因。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一体认同观念的萌生、发展与确立，固然与国人趋利避害的主动选择不无关系，然就其本质而言，它又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根本性制约的。
从主观方面看，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一体认同意识或观念的萌生和发展，不妨说乃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压之下，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和直接影响之下，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现实运动之中，对于其当下和未来的共同命运、前途、利益的感知和体验过程；更是其对彼此之间长期形成的历史联系和一体性演化趋势不断自觉和深化认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经由“先知先觉”的认知、揭示、启发、倡导、鼓吹，到全民广泛认同的发展历程。而从客观方面或者主客观互动合一角度来看，它则是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各族人民致力于全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相互作用的产物，是西方和日本的近现代“民族”思想与中国传统的以文化认同为主要取向的“族类”观互相作用，尤其是其与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它也是中国各民族长期以来不断融合的历史之延续和发展，是民国建立以后这种融合又加速进行和进一步深化的事实在思想观念上的即时反映。
这样一种“精英和大众、历史和现实、传统与现代深刻互动”之果的“一般思想”观念[23]及其认同历史，这样一个客观与主观长期复杂互动的社会过程本身，如果必须对其整体性质进行概括，而且非要在“演化论”同“建构论”二者之间择一不可的话，那么笔者宁愿选择前者，尽管后一种表述目前更加时髦。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无疑包含着无量的主观努力和“建设”尝试，不可避免地激发出种种想象甚至于出现“神话”或“迷思”，但这只能说明它不是一个纯“自然化”的社会性历史过程而已。同历史“演化论”相比，“建构”一词实在是太过于张扬了人的主观性，乃至容易被人凸显某种随意性，而实不免轻忽了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因素的能动力量，以及这种力量与人的选择之间“互动”的客观性方面。因此，用“建构”一词来参与分析这一过程的人为努力部分，应当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重视“过程”的意义本身，也是“建构论”者的重要特征），但只用它来单面性地概括这一长期的历史过程之总体性质，却并不妥当。
应该坦承，对于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及其认同观念来说，就笔者的本意而言，其实更愿意在“演化论”与“建构论”之间，走一条折中的道路，即，将其视为历史的延续演化和主观能动建构彼此互动的产物。因为毕竟，像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这样的历史事实，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单一用一般的历史“演化论”来加以有效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历史解释之中，强调主观能动选择的“建构论”因素，也的确存在其合理性的一面，不能全然加以漠视。实际上，寻求两者之间的某种调和，或许乃是更为稳妥的结论。这是笔者较之15年前，愿意在认识上所做出的一点调整。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本书才取名为“重塑中华”，认定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传播与认同，乃是一个延续与创造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