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清末和民国的那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一体观念的“一元论”和“多元论”，往往复杂乃至矛盾地绞合在一起，其彼此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晰。绝大多数文化人甚至对此种分辨都缺乏自觉，更甭提一般老百姓了。也就是说，在民国时代，就一般的社会认知而言，是一元论、多元论两者及其介于它们之间的各种混合形态，共同支撑了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概念和观念符号，并由此推动了整体化的中华民族现代认同。它们彼此之间，内在的分歧和矛盾固然存在，但由于其具有共同的情感主体、认知动机、特别是共同的认同目标，故当时能在实际上和睦相处、互相支持。如它们对各族人民共同的“国民”平等身份的执定，对各族相互融贯的共同历史文化因素的强调，对于其泛化的彼此血缘相混事实的揭示，对其遭受外敌入侵和需要合作发展的共同民族命运之分析等等，在社会上就显然联合发挥了引导“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积极功能。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事实或许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那就是在当时，即便是对此中分际有着一定自觉的研究专家和著作者们，一般也往往并不急于或在意于要去分辨两者之间的是非曲直。如前述《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的作者张大东在介绍了“多元”和“一元”两种不同观点后，就这样写道：“以上二说，孰是孰非？吾人不必遽下断语。惟当知前一主张，对于中华民族之统一与团结上，颇有良好之影响。后一主张，对于民族之奋斗发展，与同化结合之迹象，易作明显之说明……亦足以振奋民族精神也。”[18]这表明，在民国时代，要想分辨清中华民族的整体结构究竟是“多元一体”还是“一元多流”，其学术条件和现实环境都还不够成熟。不过，在逻辑上或事实上，“多元一体”论却无疑已经显示出相对更强的历史解释力度和现实说服力。
民国时期，“一元多流”说和“多元一体”论的矛盾及其共存本身，从一个侧面也证实了前述“中华民族”概念和一体化的共同体认同观念的那种复杂性和独特性。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它们所表达的认同对象都超越了或者说不限于那种单纯政治意义的“国家”认同性质——不管是传统国家，抑或是近现代国家，也不管是就起源而论，还是就当时的现实而言。
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清末至民国时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是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运动相联系的，尤其是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所引发的理想的现代“民族国家”之追求，以及形式上的此种国家即“中华民国”形成与发展的实际历史运动相伴随。自由、平等、独立和解放等现代理念，既是启动现代民族意识的基本价值观念，也构成了“中华民族”观念的现代价值起源（包括对内对外两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一体认同观念本身，无疑带有着一种现代性。
由于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前提，是实现中国自身的独立与完整，它必然内在地需要一个既能整合国家、社会和文化，又能有效地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关于全疆域内人民的现代统一体概念，以便承担起独特的社会动员的时代使命，于是“中华民族”概念及其相应的一体认同观念乃应运而生。就其上述符号功能意义的要求而言，它实在是“中华民国”“中国”“中华各族”“中华国民”，乃至“中国人民”等概念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因此，这一概念的诞生和流播，的的确确属于时代需要的产物。它并且因此成为生息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实现从其自身的传统形态向其共享的现代形态转化的鲜明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