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民族”观之外，整体的“中华民族”如何构成，或换言之，“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结构的总体特点究竟怎样，其来源如何，等等，也是当时言说“中华民族”的学者们所不能不考虑的难题所在。它不仅成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构成这一观念赖以成立、引发广泛社会认同的知识基础。因此弄清“中华民族”的结构与来源问题，对于认识清末民国时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历史根基和认同的特质，也是很有意义的。
综观近代中国的各种议论与著述，关于这一点可以说大体存在着两种主要思路，一种不妨称之为“一元多流”说，另一种则可姑且称之为“多元一体”论。与之相伴随的，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混杂形态。从本文前面的有关述介中，对于上述两种核心思路我们已不难有所体察。但这却并不构成什么新的“发现”。早在抗战时期，已经有学者对此做过很清楚的概括了，如1941年张大东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
中华民族者，非吾族以往历史上之名词，乃中华民国以内之数个民族，结合而成为一个民族之总名词，关于此总名词含义之揭示，约有二义，分述于后：
一派主张，中华民族内之若干支，自古实同一祖先；经过五千年之流转迁徙，种种演变，固曾分为若干不同之名称，迄今尚有一部分各异之痕迹，但追溯有史以来之血统，仍为一元的……（汉满蒙回藏苗等）皆为黄帝子孙。此一派以熊十力氏主张最力。熊氏著有《中国历史讲话》，其立说之根据，大抵择取我国史家之记载，一部分加以推论。拥护斯说者，近来颇不乏人，文字散见于杂志及通讯小册中，不复一一征引矣。
另一派主张，则谓今日之中华民族，系由有史以来，若干不同之民族，互相接触之结果，逐渐循着自然之趋势，陶熔结合而成为今日之一个庞大民族。在过去中国历史上之若干民族中，当然以华夏系（即后之汉族）之文化为最高，故同化工作上，亦以华夏系为主干，逐渐将华夏之文化，向东西南北四面发展，最后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生活血统各方面，将四围之外族，同化吸收，使之加入华夏系之中，而消弭民族之界限差别于无形。故今日之中华民族，实积历史上若干不同之民族血统，混合凝结而成者。此一说，一般史学家，及稍有常识之人，大致均无异义。[17]
不过，且不说这两种观念的混合形态，即便是“一元多流”论和“多元一体”论各自的表现形式本身，也并不完全一样。一元论有像蒋介石所倡言的那种典型的“分枝宗族”论，也有像顾颉刚等所秉持的那种中国始终为“一个民族”的“种族汇合”论，还有熊十力等人所主张的那种一般性的“同一祖先”论（均为黄帝子孙，以北京人为远祖）。同时，其关于各族血统联系的具体观点，也不尽相同。至于“多元一体”论，其在关乎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不断融合、一体化范围逐渐扩大并将继续融化下去这一主旨上并无分歧，但在对待现存中国各民族特别是各族文化的态度上，却还存在差异：有的主张现存各子民族（包括汉族）在互相融合的过程中，将会而且已经在迅速“化合”为一，甚至已经基本上“化合”为一了（同时也还存在着很少的差异），即前文所提及过的以强调“多元”的不断消失为前提和特征；有的则希望在现时代仍然能够保持一种多民族并存、以平等的自然融合为趋向的“一体化”民族共同体。晚年的梁启超就基本上属于前者，而费孝通和抗战以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则大体上属于后者，尽管他们当时还并未能对此做出清楚准确地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