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这一认同符号的形成、确立及其内含的一体性观念之萌生、演变与社会化传播，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实际认同在清末民国时期已然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基础，完成了实质性任务，但却并没有终结这一过程。就各少数民族的认同来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整合，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该过程至今也仍然处在某种延续和自觉深化之中。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泛播扬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到90年代后激**神州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强音里，我们都分明可以听到此一认同进程的历史回声。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作为一个关切自己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前途的中国人，当他回望近代中国的坎坷命运，品味“亡国焦虑”与“再生渴望”的国人心态史的时候，定能强烈感受到那种平等一体的主导型中华民族观念及其认同的来之不易，从而备感珍惜。在当今中国，强化中华民族或中华国族的整体认同，无疑仍是时代的使命和当务之急，而与此同时，自觉而有效地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努力保持各民族的文化个性和多样化发展，也同样是迫切而持久的需求——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张力与平衡，实在既需要国人平静的理性、深入的调研，又需要长远的眼光和智慧的创造。
从以上关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政治学与人类学视角的歧异和矛盾，也能见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影响。而要想真正处理好国内民族问题，包括与国外民族的交往问题，不妨说又期待着思想者和实践者同时拥有政治学与人类学的双重关切与复合智慧，去积极探寻同政治一体格局相互涵容、既着眼于长远而又切实有效的文化融合之道。实际上，不仅是民族问题，还有环境问题、边疆问题等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我们既坦诚地面对现实，又要理性地反思过去和清醒地面向未来。唯有在与历史不懈的对话之中，自觉求取和保持一种多元一体、团结统一、人文是尚、和谐发展的民族格局，未来才有可期。国家的命运与人类的前途，端赖于是。这，就是笔者多年研究近代中国有关“中华民族”观念之后，最后想要表达的一点感悟。
[1] 吴无忌编：《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413页。
[2] RaymondWilliams，Keywords，AVocabularyofCultureandSociety，London，Fontana，1983，pp.213-214.
[3] GeorgeGordonCoulton，NationalismintheMiddleAges，CambridgeHistoricalJournal，Vol.5，1935/1937，pp.15-40.转引自方维规：《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及相关核心概念通考》，孙江、陈力卫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二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页。
[4] 方维规：《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及相关核心概念通考》，孙江、陈力卫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二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11页。
[5] ，NationalIdentity，London，UniversityofNevadaPress，1991，pp.9-11、14-15.本文对安东尼·史密斯观点的摘录部分，也可参见马戎：《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笔者最早得以关注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学说，实受到马戎先生此文的启发。
[6] ，NationalIdentity，London，UniversityofNevadaPress，1991，p.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