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综述主要有王春霞、王颖的《近十年来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综述》（《中州学刊》2002年第4期）；萧守贸的《近年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概述》（《历史教学》2003年第3期）；暨爱民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崔明德、曹鲁超的《近十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述评》（《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专著不少，有些文中会提到或引用，此不备举。2000年以来的专题论文集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种是郑大华、邹小站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另一种是李世涛主编的《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 参见冯天瑜：《中国近世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4] 王尔敏：《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197页。
[5] 姚大力教授就曾精彩地指出：“民族国家的形式，最初正是通过将权力主体转移到全体国民一方，也就是形成所谓人民主权而实现的。权力在民以及各不同阶层民众之间的基本平等乃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精髓，同时这也正是民主的基本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与民族的意识同时诞生。十八世纪西方的民族主义，在极大程度上是一场限制政府权利、确保公民权利的政治运动。……民族主义在它的原发地是民主政体的催发剂。但它在向其他不同地区传播时，它与民主原则的最初等同性很可能消失。”（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这里，如果将18世纪西方民族与民主原则的“最初同等性”改为“最初同构性”；“很可能消失”改为“很可能大为削弱”，或许要更为准确。实际上，在18世纪以前，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也经历过一个打破教会垄断势力和拉丁文主导地位的“君主专政”时期。可参见张慰慈：《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东方杂志》第25卷第15号，1928年8月10日。也可参见钱乘旦：《欧洲民族问题的历史轨迹》，《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秋季卷。
[6] 《清高宗实录》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己卯，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
[7]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已是近代民族国家。参见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还有学者指出，早在宋代，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的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和四夷的查观念才被打破，明确的边界意识开始出现。这种意识有别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但却“成为中国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参见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
[8] 图题为《人类形貌图》，见慕维廉：《地理全志》卷8，上海墨海书馆1853—1854年铅印本。冯客（FrankDik?tter）著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TheDiscourseofRaceinModernChina）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杨立华译），对晚清西方种族知识的传播研究较早，但也有不足，如连1903年林纾、魏易合译出版的重要著作《民种学》一书也未曾提及。
[9] 《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强学报·时务报》（3），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版，第2073—20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