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从一般思想史角度着眼，对那些具有近代中国时代特色和深刻民族主义思想内涵的流行观念、理念、信念和命题等加以进一步关注和深入透视，也是提升目前民族主义研究思想水准的不容忽视的方面。除“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和已深受关注的“国学”观念等之外，当时更为一般性的关于“民族自信力”的议题与讨论等，也具有深入挖掘的思想价值。
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因落后被欺压的国家里，特别是在屡遭外来军事侵略、政治压迫、经济掠夺、种族和文化歧视的时代背景下，“民族自信力”问题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该问题在近代中国究竟如何被意识、被提出，被讨论，不同的政党、思想派别又如何认识它并提出怎样的应对方案等，至今仍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史领域缺乏专门研究的课题。
即便是广受关注，如今人们似乎早已厌烦的“国民性”（又称“民族性”，还称“国性”）问题，也还有从心态、思想和实践相结合的民族主义角度加以整合研究的必要。以往我们只关注“改造国民性”思潮及其文学渗透等问题，如今又乐于一味对其进行解构。其实许多问题都还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不说别的，仅就这一问题的中西日三方互动关系及其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而言，就有不少重要的文本迄今尚无人讨论。
至于中国人的西文著述，作为直接向西方抒发民族主义情怀，进行民族主义辩护，阐发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民族主义载体，目前就其整体而言，基本上还处于被忽略的境地，而它对我们认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本应是大有裨益的。
全面加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当然不仅是一个提升思想分析能力的问题。如前所述，现今许多充满活力的民族主义研讨，恰恰是在那单调的“思想”把握之上，又添补和渗入了活生生的社会心理与政治文化实践等方面的内涵。不过，这却并不意味着可以从以上任何一个层面即能单独确定某种意识、思想和行为的民族主义性质。比如，我们判断一种思想属不属于民族主义范畴，就不仅要看其主体者的心理层面，起码还要看其在思想层面是否认同民族主义的基本价值目标，是否使用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词语，甚至还要看其思想主体者的相关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不太认同罗志田教授将那种主张所谓“超人超国”的近代思想现象也直接归结为民族主义范畴的观点，尽管其视角独特，无论是对于理解近代中国“超人超国”思想流行现象的形成、传播，还是对从心理层面来认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都有启发意义。同时，我们也不会不看心理和行为，就天真地给那些标榜“曲线救国”的思想及其思想者以“民族主义”的身份。
实际上，在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时候，既需避免仅停留在民族心理和情感层面，将民族主义泛化的理解和处理方式[35]，也要避免不深究思想内涵和历史的实际存在情形，仅满足于一味从逻辑上进行分类且乐此不疲`的“理论”癖。适度地将情感、思想形态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认知，乃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历史现象所提出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1] 本文系应日本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等邀请为其主持的“20世纪中国史系列”所写的专稿。载饭岛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主编：《中华世界与近代》“21世纪中国史系列”第1辑，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版，第185—205页。日译者为小野寺史郎。征得主编同意，本文曾以中文在国内发表于《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此次收录本书，个别地方略有文字调整并补充两个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