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吸引中外学者共同兴趣的学术领域，特别在西方汉学界，作为一种认知工具的“民族主义”，还一直是专攻中国近代史的史学家们最惯见而又常常能使其研究新见迭出的视角。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新文化史”方法的介入，有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开始发生一些重要变化。总体而言，“民族主义”由原来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学艺术史等传统史学领域分别研究的问题，逐渐变成了一个真正跨领域综合把握的历史对象。
所谓“新文化史”或称社会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文化”的大视角出发，始终关注文化与政治、社会一体化互动的主体“实践”（Practice）史，重视揭示思想观念的社会化过程及其功能。就其追求而言，它乃是一种力图将传统的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关怀结合起来的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26]
这种新的方法引入之后，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过去的研究通常是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和思想形态来把握，“问题意识”是认知它如何形成，又如何具体渗透和影响到上述政治、经济和文化各具体领域历史发展的进程；而“新文化史”的有关研究，则不仅将民族主义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形态，同时还将它直接视作为一种连接心态、思想，并贯通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的主体社会化“实践”，研究者除了原有的那些问题意识并对其加以调整之外，某种程度上还特别关心政治和文化诸领域如何因“民族主义”而互动的历史情形。
虽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大体以这种“新文化史”的追求来关照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课题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也是五花八门、互有差异[27]，但总的说来，这种方法的引入还是有助于克服以往思想史研究的不足，使相关的探究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充满活力，不仅扩展了关注范围，提高了综合深度，也在整体上推进了研究的进展。这是因为，“新文化史”方法的综合性，正好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现象集社会心理、价值倾向、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运动于一身，合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于一体的综合特点，一拍即合。
在以新文化史的方法来综合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著中，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JohnFitzgerald）所写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和任教英国牛津大学的葛凯（KarlGerth）所著《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两书，最见风采。《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以寓意深刻的“睡狮”被唤醒作为一语双关的民族主义隐喻，以国民革命的领导集团如何“唤醒”中国民众为研究主题，从立体角度全方位展开分析和论述，它既注重领导人的有关思想、政治和文化活动，更注重政府宣传机关和部门的结构、运作与功能，并将许多关于民族主义重要的思想问题如“阶级”与“民族”关系，民族利益的“代表”及其资格，以及“封建主义”等政治概念如何发挥民族主义作用等问题，置于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中去把握，同时还通过对一些涉及中外关系的特别事件如“临城劫车案”，美国新闻记者甘露德（）具有民族歧视性的著名作品《中国怎么了》等引起的风波之意义透视，来综合揭示此间“民族觉醒”的全息图景。笔者阅读此书，对“新文化史”那种纵横捭阖、综合立体的研究风格留下极深印象。应当承认，许多思想问题的民族主义意涵，也的确只有在这种多维历史关系的实际透析中，才能更好地了解与把握[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