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稿总算写完了。正如“绪论”所述，从2001年为参加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首次撰写有关“中华民族”观念的论文算起，已经过去整整十五年。其间，断断续续，一直在从事有关研究，并发表一些论文，但始终未能出书。非敢言“十年磨一剑”，实在是所研所论关乎甚大，颇感其难，追求全面搜集资料、系统解决问题之外，复有戒慎之虑，遂不得不一再拖延、以至于今。另外，我向来兴趣杂芜、喜欢多题并究，没能合理地安排好时间，这也是拙著迟至今日、方才得以正式出版的原因。
交稿之时，正值去年年关，出版社要完成预定计划，频频催促，自个既须持守信用、又想辞旧迎新，只好毅然舍弃一个原定议题，彻底交账。交稿之后，又利用校对的机会，陆续有所增删。
校稿之日，反复重读《文史通义》，章学诚所谓“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的名论，竟久萦于心，难以释怀。然悬鹄“经世”，对于吾辈书生，恐已成过高目标。能选择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认真考述其过程，全面揭示其真相，并努力做些诚实的思考，或不妨自我开释可也。
如此放松之后，我最先想做的事情，就是真诚感谢那些学术上的同行。他们对于我研究这一课题，曾予不同形式的推动和帮助。其中，前辈学者有戴逸、张岂之、金冲及、杨天石、程歗、沃斯特（DonaldWorster）、熊月之等先生；学长、学友和同事之中，则有邓正来、雷颐、许纪霖、萧延中、张鸣、村田雄二郎、绪形康、徐秀丽、方维规、郑大华、王先明、马克锋、仲伟民、俞祖华、景跃进、王续添、程农、李帆、张昭军、张越、谈火生、朱浒、曹新宇、侯深、曹雯、李少兵、李乔、邹小站、张永江、于逢春、杨思机、许小青、瞿骏、罗布、宝音朝克图、丁超等学者。特别是张岂之先生，他老人家对于我的这一研究，长期勉励、不断指教，最令我敬佩感动。程歗先生和邓正来兄对于我早期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亦曾起到过宝贵的激励、鞭策作用，令我难忘。遗憾的是，他们二位如今均已不在人世，我再也没有机会请他们给予批评指正了。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杨念群、夏明方、孙江、赵刚和郭双林等几位仁兄鼓励尤多、敦促甚力。念群兄很早就将其列入他主编的“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且广告已打出多年，每次见面都不忘催促一番，而每次见我被行政事务缠身，又总要“同情”地给以安慰：“我等你，只要写下去并给丛书就行”。孙江兄亦蒙不弃，曾将该研究纳入其所主持的重大项目“现代中国公共记忆与民族认同研究”之中（批准号：13&ZD191），予以推进。明方、赵刚和双林等兄，则时常“表扬”我的有关成果，促我“加紧努力”，早日完成。对于他们的情谊，如今我总算可以有所交待了。不过，书稿原拟题目为“民族自觉的思想史”，并未打算仅限于“中华民族”观念这一题域，而只是想以它作为考察中心而已，但现在所写内容既多，只好单独成书。其他原来计划列入的论文，仅留下《情感、思想与运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检视》一篇作为附录，以供读者了解我的研究思路和相关思考。
我还有一些人类学和民族学界的朋友，如马戎、苍铭、麻国庆等，他们时常和我切磋相关问题，亦当鸣谢。特别是马戎先生，他为人谦逊，思想活跃，通过其所创设的独特平台，我曾获得大量有关民族学界研究的前沿资讯，受到的启发良多。郝时远先生亦曾赐书与我，给予指教，至今铭感。至于本书中可能存在的欠妥观点乃至于认知错误，当然与他们和前述其他学者无关，而应由我自己负责。
此外，赵晓阳、王峰、陈鹏、李爱军、李珊、黄娟、张安琪、杜佩红、李都、朱星星、王倩等学生，或帮助查找整理资料，或帮助核对处理参引文献。在出版过程中，还得到侯明、顾瑜、马旭等友人和编辑的热情帮助和辛勤付出，特别是顾瑜和马旭，曾帮助校出拙著中不少错漏之处。对于他们，我也要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本书能在香港三联书店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几乎同时推出繁体字版和简体字版，我感到十分的荣幸。
最后，我还要感谢妻子刘辉一如既往的支持，她在这一课题漫长的研究过程中，曾不断给予我鼓励，并经常与我进行讨论。
黄兴涛
2017年初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