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面，近代中国人“民族”概念的实际运用，又没有局限在历史文化的层面，而是同时实现了超越，引入了共同体成员平等的国民和公民政治身份的内涵并将其置于基础性地位，笔者所谓现代民族概念在中国得以形成，正是此义。换言之，表面上看，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认知，与强调民族成员为平等“国民”或“公民”身份的西方现代民族概念认知，似乎构成分歧乃至对立，但在近代中国人的实际运用中，却又并非如此简单。那些传播“中华民族”整体观念者，有的可以说是纯粹的现代政治民族论者，有的不妨说仍是主要秉持传统的民族概念或人类学民族概念的人，而后者可能同时接受对国内族群也称“民族”，只不过“中华民族”为大，各民族为小而已。但在近代中国，无论是秉持人类学民族概念者，还是秉持政治学民族概念者，只要他认同并传播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就都会格外强调国内各族人民已具有同一的国民、公民身份这一点，并将其视之为全民族整体认同的基本前提，然后又认为仅此还远远不够，进而呼吁在文化上实现进一步的融合。由此可见，文化上加深融合的急迫感，实际上构成为当时强调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及其整体认同的直接思想动源。
当然，此种新旧民族概念的混杂，也难免导致一些思想者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内在矛盾。以李大钊为例。这位高揭现代中华民族旗帜的先驱者，一方面明确声称“凡隶籍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强调所属成员建立共同的政治法律制度、同做平等国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民族的区别由其历史与文化之殊异，故不问政治、法律之统一与否，而只在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国民，都可归之为一民族。”[15]其民族观的内在矛盾如此，在近代中国尚非个别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种认知矛盾却并没有妨碍李大钊本人对中华民族的积极认同，以及他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真诚倡导。他发表上述意见的时间为1924年，其对甲午以后被日本强行割去的宝岛台湾及其人民的格外眷顾，毋宁说折射的正是其内心深藏的现代“领土”意识及其对帝国主义侵夺领土的愤慨之情。此种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在1945年后，才得以同现代民族概念的主体内涵基本统一起来。
与此同时，也正是基于现代“国家”和“国民”认同还不足以凝聚国人、保住疆土的隐忧，“中华民族”观念的倡导者、传播者和认同者们，有的还极为看重国内各族昔日的“血缘或泛血缘”联系，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不惜笔墨做了大量的论证和揭示工作。这一现象，与近代中国“民族”一词始终具有浓烈的种族、族裔含义，也是一致的。具体说来，近代中国认同“中华民族”的人们对各族之间血缘或泛血缘联系的强调，也还存在着不同的表现程度。像蒋介石等人，乃是其中相当偏激的一类。更多的人，虽也重视泛泛揭示各族间血缘联系的持久性与广泛性，却往往更愿意强调彼此间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的统一性，而有意无意地将血缘交流视为综合性历史联系的一部分来看待，习惯把它纳入到“历史与文化”因素中去总体考量，这一点，实际上也恰好得到了主流人类学取向的支持。
“民族”及其认同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如何定义民族和认知民族认同，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6]民国时期中国人的有关理解和实践既带有中国性，也具有世界性意义，无法简单地套用某一家现存的“民族”界说来随意臧否它们，从本质上说，“民族”的概念只能由其被使用的实际历史来定义。因此，充分尊重和正视既存的各民族历史，与充分尊重和正视“民族”概念在各国政治、文化中被使用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民族思想史研究中把握和认知“民族”，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通观清末民国时期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及其符号认同，不难发现，它是一种受到西方人类学和政治学双重意义上的民族思想与政治现实综合影响的中国产物，也是在特有的民族格局和历史处境中得以出现和形成的政治文化现象。换言之，20世纪前半期现代中华民族的认同运动，正是在中与西、历史与现实、人类学与政治学的民族观等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晶。
从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人所使用的“中华民族”符号中“民族”概念的实际内涵来看，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持有者所要表达的，显然不能说只是一种单纯意义的当下国家政治认同意愿，而是建立在现代国家即中华民国的政治基础之上，进一步谋求一种基于社会文化层面一体化的大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换言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可能有不少人，特别是有些少数民族人士，其有关的认同直接建立在归从当时中华民国的国家政权层次上，尚停留在现代“国民”政治身份认同的水平，这是事实。但不可否认的是，更多热心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中国人，或者说“中华民族”论的主流，则不仅以现代中华民国认同为现实基础，更以中国文化的不断融合、历史（包括泛血缘）的密切联系为深厚依托，从而超越政权认同和传统族裔认同的界限，在两者的张力和互动之中，追求一种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大民族共同体整体认同，也即独具内涵的“中华国族”认同；一种以数千年延续不断的共同体称谓“中国”或“中华”为标志符号，建立在作为平等公民集合体的现代“中国人”认同基础之上，并有进一步融合期待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一种现实和理想交织、既完成而又未完成的认同；在一部分极端者那里，它甚至还是一种国内各现存民族已然同化或正在实现的单一性民族的不切实际的偏激化认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一认同的过程中，虽然会经常看到“中国人民”“中华民国人民”“中华民国国民”，甚至“国族”“中华国族”一类词汇或概念，但它们通常都是出现在与“中华民族”概念相间使用的文字里（从本文前面的有些引文即可有所见及），构成对“中华民族”一词和概念符号的某种补充，而不是也无法将其彻底取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仅仅从用语习惯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