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各章考察“中华民族”观念的时候，我们曾顺便提到过乌泽声、梁启超、杨度、顾颉刚、杨成志等许许多多人关于“民族”概念的有关见解。如果更为广泛地浏览民国时期认同“中华民族”的人们的“民族”观，则可以发现，这些观点虽有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形态，对构成民族的诸多成分的认识不尽一致，强调的重点也有不同，但总的来看或者说合而观之，它们却并没有忽视和偏废通常被今人所提及的那些民族构成要素，如共同的地域（或称领土）、血统联系、语言沟通、风俗、生活方式、政治法律制度（包括平等的公民权），以及经济生活、共同的民族自我意识、历史记忆、文化心理素质（或国民性），等等。也就是说，在阐发和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各种论说里，这些因素都被程度不同地考虑到了。但与此同时，有一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在这当中，又存在着前现代民族观念和现代民族观念之间，或者说民族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观念同政治学意义上的民族观念之间，彼此混杂并存、交互影响的现象，它们既矛盾抵牾，又相互牵引作用，在与清末民国社会政治现实的复杂互动的过程中，共同促成了独特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态的产生与发展。
前文我们曾提到，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认同》一书将民族及其认同划分为两种模式，一为“公民（或市民）的民族模式”；二为“族群（或族裔）的民族模式”，他认为前者可以西欧和北美为代表，后者则以亚洲和东欧为典型。从表面上看，他关于两种民族概念类型的划分，似与西方现代和前现代nation概念内涵两相对应、重合，其实却存在着不同之处。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两种模式之间的相对性，即彼此的各种构成要素总体相似、只是组合方式和“比例”存在差别而已。不过细究起来，其有关的具体分析仍不免失之于简单化和机械化。比如，在史密斯看来，作为亚洲国家的中国，其民族及其认同特性明确属于“族群的民族模式”，这一模式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对血统和谱系的重视超过对领土的认同；二是在情感上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动员效果；三是对本土文化的重视超过法律。[14]此种概括是否适于整个亚洲和东欧各国的具体情况，可暂置不论，单就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及其认同根据而言，就很难说完全符合事实。其简单化和机械化之弊，从史密斯将“血统”与“领土”、“文化”与“法律”简单对应甚至对立起来考虑问题的思路一点，即可了然。实际上，对于秉持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人们来说，其心目中对“领土”与“血统”，“文化”与“法律”的关注程度，究竟何者为高，也就是说哪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没法给予简单化判断和回答的。
清末民国时期，传播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人们本身，既有持“公民民族模式”的民族概念者，也有持“族群的民族模式”的民族概念者，难以一概而论。与其像史密斯那样，将他们心中的民族概念笼统归结为所谓“族群的民族模式”，还不如将其视为上述两种模式的民族概念彼此互动、复杂影响的混合产物更加恰当，也更为符合历史真实。一方面，揆诸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和运用的中文“民族”概念，我们不难发现，很多时候它们的确都是在人类学意义上被使用，也就是说，不少人从理论上接受了人类学和民族学有关知识和价值的理念，认可历史文化因素在民族构成中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也是国人愿称各民族为“民族”的原因。此种认知结果，在清末民国时期是极其自然的，因为它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族类认同观的精神。换言之，这一层面的民族含义，其实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族类观的延续和直接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