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字面上看，“国族”一词在表达现代nation特有的以全体国民为“族”的族性内涵方面，似乎较“民族”一词要更为准确，因为其中既包含了“国家”，又体现了“族类”。而在传统汉语里，“民族”与更常用的“族”“族类”等词一道，主要用于指称血缘、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群体，字面上与国家政治、国民或公民整体之类含义并无直接关联，这也是迄今为止，似乎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愿意使用“国族”和“国族主义”，来分别翻译nation和nationalism的原因。但清末以来，“民族”和“民族主义”既然已分别被广泛用来对译nation和nationalism，它们的活跃不仅成为思想观念史的事实，而且实际参与并极大地影响了民国时期社会政治运动的历史进程，因此今天的历史学家，更需要重视的当然不是如何翻译才更为准确，而理应是如何理解这种翻译的由来、使用及其历史成因和影响所在。
在笔者看来，清末民初的国人之所以会选择以“民族”译nation，除了日本的影响等其他因素之外，与“国族”一词在“族”字的构词上多少显得有些别扭、生硬也不无关系。正因为传统的“族”字有太强的血缘社群含义之故，所以“家族”“宗族”等体现血缘关系和“贵族”“皇族”等体现血统关系的词汇，在古代中国很流行。“民族”一词在古代中国虽并不常用，但“民”毕竟属人，两字连和起来亦属自然，而“国”字则不同，它完全就是一个超越“族”的纯政治组织，称“族”总有不自然之感。在日本，现代汉字词里面也基本没有“国族”一词，至少不通行，或许可以佐证这一点。至于“国家”和“国民”两个政治概念，在汉语中本身都具有独立的、明确的含义，无法直接传达出nation中由传统贯穿到现代的那一层“族类”之义。特别是“国家”，不仅与传统“族类”意识全不相干，且不具备“共同体”成员总合的基本含义，还不如“国民”。[13]而在这方面，“民族”一词着实能显出其独特的优势。事实上，如果自觉从政治学与人类学的分异与互动角度，取一个较长时段的视野，将nation作为一个从传统到现代有变化也有延续内涵的“基本概念”来贯通把握：既涵括其前现代的族裔或种群含义，又容受其近现代的国民或国家民族的内涵，那么将nation译成“民族”亦自有其妙处，至少不无理由，尽管在另一层面，也难免会因此同时带来类似西文中nation一词之传统与现代含义那样的矛盾和冲突。
“国民”一词在表现nation的现代政治含义方面，有明显的优长，但对于现代民族的全体成员来说，这一“国民”的政治身份仍只是其核心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此外，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等与传统族群或族裔相“交叠”的那一部分内容，也就是其共同的“文化”身份，也并不可少。而“国民”一词在传达这一方面内涵时，就显得相当不足。该词实在太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和延续性的文化内涵了。比如，当我们说“法兰西”和“法国人”，与说“法国国民”时，感觉就很不一样。“国民”的政治身份，在中文里并不能直接显示出一种文化的凝聚意义，从而带给人一种悠久感。同样，我们说“中华民族”“中国人”，与说“中华民国国民”时，感觉也是如此。尤其是“中华民国”建立的时间短，其“国民”身份就更明显地不如“民族”身份来得深沉厚重了，自然地，就其对所属群体的凝聚力而言，“民族”一词也要远远大于“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