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查考19世纪80年代以前来华传教士和中国人自己所编的各种英汉字典，发现nation一词多译为“国、邦国”，少数词典除此之外，另列有“民、百姓”等译词，几乎没有译为“族”的。“族、类”等词，多被用来对译race（种族）。[10]20世纪初年一些传教士所编的此类字典，往往也是如此。“民族”译词流行开来，主要是戊戌以后受日本影响的结果。但有关的歧异，也很早出现。如前文我们曾提到的，早在1907年乌泽声就从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指出将nation译为“民族”，是日人不察英法此词与德文有别而又“慕德风之流弊”的缘故，主张nation应译为“国民”。至于民国以后，持类似或相近看法者就更多了。青年党中及其前身“国家主义派”的许多人干脆就将nationalism译成“国家主义”。像30年代的常乃惪就公开强调，nation实为“国家”之意，而state则当译为“政邦”，他因此很喜欢使用以国家作为政治依托的国民全体之“国族”一词来对应nation，并认为“国族”代表着比“民族”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11]本书前述各章中也都有主张译现代nation概念为“国族”的，如杨成志、胡体乾等皆是。另外，还有人将其译为“族国”（如蒋廷黻）等，不一而足。这些都已成为我们今天反思nation中译的历史资源。
受芮逸夫谈“国家”“民族”和“国族”三位一体论的启发，方维规则提出了“国”“族”“民”三位一体说。他认为从国、族、民这三个方面来思考对应，是中文翻译西方现代nation概念复合内涵的“顺理成章”之事。现今的各种英汉双语词典中，nation也依然有“民族”“国家”和“国民”三个主要译词，并非无故。方氏还以此为线索，细致地梳理了清末民初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国家意识自觉、种族民族主义昌盛和国民观念勃兴等三者与早期民族主义传入的历史关系，[12]这对今人认知nation的内涵，实不无裨益。
笔者以为，理解西方现代nation概念的关键，在于把握内蕴于其中的“民族与国家两相契合”的理念。就族性而言，它是一种“国民（公民）民族”或“国家民族”，与西方前现代nation概念所表示的“种群（族裔）民族”（亦大体即后来民族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ethnicgroup）相对；就国性而言，它则是一种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有别于传统的专制帝国和独裁君主国。如果从汉文角度来说，nation也就是“民族国家”与“国民民族”二者的统一体，或者亦可称之为二位一体。借用蒋廷黻的译法，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或可简称为“族国”，但这一用法至今并未流行；“国民（公民）民族”或“国家民族”，亦可简称为“国族”，该简称民国以来已有相当程度的使用，但众所周知，更为流行的译法还是“民族”。这样，theChinesenation，也就是中华国民民族或中华国家民族，它既可像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那样，简称“中华民族”，亦可简称为“中华国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