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笔者想要补充的一点是，前现代的nation概念，往往也包括血缘或泛血缘的族群在内。大体相当于民族学（ethnology）和人类学意义上的体质文化团体。人类学里有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之分，而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乃成为现代人类学之魂。在本书第一章中，笔者曾经指出，同现代化起步较早、宪政民主发展较为成熟的英法两国相比，后进的德国基于一种心理反弹，更多地强调其中的文化（种族、历史）共同体的传统意涵，也就是说，19世纪的德语中，nation一词曾一度较多地保留了其前现代的含义，这也是赫尔德的文化（型）民族主义之所以率先产生在德国的原因。而在西欧的英法等国，反映卢梭“主权在民”精神的nation 之政治（法律）共同体的含义被突出，体现了以民主国家来界定民族的新趋向。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20世纪之后，德国与占主流地位的英法美等国的现代民族概念用法，日益趋同。
西方现代nation概念是基于政治学的。其真正产生较大影响，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勃兴有关。这一意识，首先关乎国家和社会内部，而非针对外国和外族。但随后拿破仑的对外扩张引发一系列争取自由、独立和政治自决等的反抗行动，nation的现代意义遂在对外层面得以伸张。因此笔者曾认为nation具有双向“主权”的内涵，即对内是国民或公民主权，对外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这也就是nation何以能与“民主”价值理念实现同构、并形成一对孪生体的原因。
那么，现代以国民或公民为核心的nation（下面暂按通行译法，译作民族）概念，到底包含些什么样的具体内容呢？这一问题，1991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安东尼·史密斯在其名著《民族认同》一书中，给了今人富有启发性和影响力的回答。史密斯认为，作为一个现代的范畴，西方nation及其认同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构成：（1）它首先是一个空间或领土的概念，必须有明确的地理边界，人群与其传统居住的土地（即历史形成的领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它必须是具有单一的政治意愿的一个法律与制度的共同体；（3）其所有成员都具有法律保障的、包括参与政治等在内的各种平等的“公民权”（citizenship）；（4）它还具有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史密斯称具有这几个特点的民族共同体为“公民（或市民）的民族模式”（acivicmodelofthenation），与他所谓亚洲和东欧的“族群（或族裔）的民族模式”（aethnicmodelofthenation）正好区别开来。[5]
在以上四个方面中，为了机械地凸显其所谓两种民族模式间的明显差异，史密斯教授显然太过忽略，至少是轻视了前述威廉姆斯所强调的西方“民族”概念中原有的那种与“政治构成物”相重叠的“族群或族裔”方面的内涵（他大约是将其包含在第四点里面）。或许是意识到这一概括不足的缘故，在该书以后通论东西方民族认同的共同特征部分时，他对此表述又不得不有所调整。如在该书的最后总结一章中他就指出：“民族及其认同的结构非常复杂，包含一些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如族群或族裔（ethnic）、文化、领土、经济和法律政治诸方面。”与此相应，他还将前面所提到的四个特征改换成五个，除把原有的第二和第三两个特征加以合并外，又增加了反映传统族群（或族裔）历史因素和经济特征两方面的内容。这五个特征分别为：（1）历史形成的领土；（2）共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记忆；（3）共同流行的大众文化；（4）所有成员所具有的法律权利与义务；（5）共同的经济。[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