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受外来列强欺压而又专制严重，缺乏近代民族传统的弱小民族里，民族主义者通常都不会绝对不反“传统”，他们也会干着“以传统反传统”，或确切地说“以此传统反彼传统”，以历史反现实，以“复兴”相号召的事情。但真正思想上自觉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文化民族主义”者却一般不笼统地、全方位地、整体性地“激烈反传统”，而是在批评某些传统的同时，又特别自觉、有选择地积极强调、阐发和弘扬主流传统或至少是部分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只有少数强烈认同现代民族国家价值的“政治民族主义”者，在民族危机相对弱化的特定时期，才会有全盘激烈反传统的异常之举，故罗志田称之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殊形态”，笔者也表示认可。但是，这与有些学者将“激烈反传统”径直归为“文化民族主义”者的认识[20]，实在仍存在差别。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还愿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异同角度，再略做一点发挥。
在笔者看来，若暂不考虑“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的西方来源，仅就两者汉字字面和近代中国人的习惯用法而言，它们当属既有密切关联和重合内涵、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爱国主义”大体可以与“政治民族主义”的有关诉求相对应，但其也不排斥文化民族主义的有关诉求。由于“民族”（或译为“国族”）主要是一个带有政治性的社会文化范畴，故“民族主义”必然含具一种与生俱来的对其主体历史延续性的固执强调，而“爱国主义”则不。“爱国”主要是一个带有文化性的政治范畴，作为政治范畴的“爱国主义”并不必然要求对“传统”的忠诚。换言之，爱传统和反传统，都可以构成“爱国主义”的表现，但激烈的全面的反传统，即便在当时也难以被“民族主义”同道所容纳，甚至连激烈反传统者自身也不会去进行这种自我身份认同。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批评民族主义或至少不愿认同民族主义价值的人，却可以、也愿意声称自己是一个“爱国者”或不是“非爱国者”的原因[21]。在这方面，五四时期以激烈反传统著称的陈独秀、鲁迅，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鼓吹“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和胡适等，可谓突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激烈和全方位反传统之际，恰恰并不以“民族主义”相标榜（却也不妨以“爱国”自我辩护），而明明自觉地认同于与民主民族建国取向并不必然矛盾的“世界主义”。
在近代中国，如果说改革导向的“国语”运动更多地体现了政治民族主义的文化关怀，那么保守取向的“国学”运动则较多地反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学术追求和时代特色。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两者之间的差别与联系。
最后，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中，以“中华民族”为主要符号标志，在通常所谓的“大民族”与“小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统一的双重认同并存的局面，这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大现象和特色。这种双重认同曾不免造成一定程度的政治困扰，不过在抗日战争的血火洗礼中，其整体认同最终还是得以形成并不断趋于巩固。值得指出的是，在国共两党之间，对于“中华民族”的理解也曾有所差别。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中的蒋介石一系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曾一度机械地按照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将整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全体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同时，把国内包括汉族在内，自清末以来特别是民国之初即已普遍取得现代“民族”称谓和身份的各少数民族[22]转称为“宗族”，结果遭到许多抵制；相比之下，中共在基于长期历史文化和血缘交流关系的政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似更显政治智慧[23]；而潘光旦等一些社会学家在介于“种族”和“国家”之间互动内涵的“民族”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概念，则表现出中国特色的学理创造性[24]。当然，也还存在着其他的一些理解。不过，不管当时作为认同主体的中国人所秉持的“民族”概念有何差别，也不论学者们对此认同过程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华民族”的共同符号的确最终成了现代中国各民族普遍认同的身份象征，完全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也终于诞生。这无疑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一个最为重要的政治成果。
在“中华民族”的现代认同问题上，笔者不太赞同那些过于夸大认同者的主观人为性“建构”努力，而较为轻视历史文化重要影响和制约因素的认识倾向。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许多也曾具有双重“民族”认同的历史，一方面他们要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权，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和文化，另一方面又无不想或实际上入主内地和中原，接受或至少是部分接受汉族的制度和文化，从而表现出对包含庞大汉族在内的“大中国”的认同。这一点，在满族建立的清代的历史中体现得最为充分。雍正皇帝亲撰并发布的《大义觉迷录》可谓这种双重认同的绝佳文本。清末当西方现代“民族”观念传入中国之初，不仅在梁启超、杨度等汉族知识分子那里激起一种各民族基础上建成“大民族”共同体的构想，在一些少数民族的留日学生那里，也同时出现过类似的观念，这种现象便实在绝非偶然[25]，它对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历史基础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