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包含“抗议与建设的两面”，总的说来两者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割”的关系[17]，但与前述现象相关，它也表现出“反抗”或“抗议”的一面更受关注并凸显、“建设”的一面相对发展不足的特点。“反抗”“抗议”本身，既彰明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防御”性质、政治正当性和激烈悲壮的道义色彩，同时巨大的生存危机对“民族自信力”的本能呼唤，又为“文化民族主义”的繁蘖创造了条件；而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建设”面向的展开，则蕴含了其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复杂胶合的历史多面性及其内在张力。其中“自由民族主义”的思想选择，至今仍是一个亟须重视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由于始终不断的救亡逼迫，对内建设“民族国家”的许多任务不及着手，遑论完成？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建设因此发生现实矛盾乃至思想冲突，实不足怪。但如果仅以此来认识两者之间的历史关系则是偏颇的。从理论上说，民族主义的最终价值根据恰是独立和平等的民主原则，这一点也恰恰体现了两者之间内在的相关性和交叉性；而从历史上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一开始就以激昂的声音呼唤“新国民”，无论是提出“三民”思想的严复，还是鼓吹“新民说”的梁启超，实际上都已成了基于自由民主价值自觉的民族主义思想先驱。
不过，关于“自由民族主义”的提法在西方学术界虽早就存在，国内的研究者在相关民族主义分类中也早有提及，而有关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的系统深入的专题研讨却一直相当缺乏。这与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研究的热闹情形恰成对照。在这方面，许纪霖教授近年发表的《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18]一文，颇值得关注。该文不仅认真梳理了从梁启超到张君劢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而且细致论析了其内部由政治民族主义向文化民族主义演化的思想脉络和该思潮的一些重要特点。其自觉将文化民族主义置于自由主义的框架里而不是以往学界通行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框架下来认识，的确对今人认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质和复杂性有所助益。不过，对于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的研究也不能情绪化，有学者不分时段，也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是一厢情愿地把那顶“理性民族主义”的桂冠戴到那些身份待定且不断游移的所谓“自由民族主义者”头上，这种简单化的做法本身就未必是“理性”的和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
回到“反抗”与“建设”的关系上来。事实上，在有的自由民族主义者看来，自觉、持久、有组织、有准备地“对抗”过程不仅是“建设”即民族建国的前提，甚至其本身就是“建设”的一部分。傅斯年和张君劢等人就都曾具有以“反抗”求“建设”的自觉意识。如日本占领东北后，傅氏就曾激动地声言：“大规模的抵抗便是中国受严格的国民训练之开始。中国之彻底腐败，非借机锻炼一下子不可的。譬如打铁，钢是打出来的。以局势论，这是中国人挺起身子来做人的机会，以力效论这是我们这老大国民再造的机会。打个落花流水，中国人才有翻身之一日。”[19]可见对于傅斯年等人来说，“反抗”只不过是“建设”的一个手段而已。
在民族主义“建设”的面向里，尤其是在强烈不满政治文化现状的“未来取向”的思路中，还会自然出现程度不同的所谓“反传统”倾向问题。明确提出“反传统”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特殊形态”并由此引人深思两者之间“历史”关系的，仍然是罗志田教授（见前引文）。不过对此一断言，笔者虽大体接受，却以为尚需要做点分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