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总不免要对其特点加以思考。然而一旦真正探讨起这个问题来，才发现已有的说法虽有不少，但真正得到学界较为认同的观点其实并不多。由此也可见该问题的难度。在笔者看来，以下几个现象，或许可以为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些许启示。
首先，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对列强欺压和侵略予以自觉回应的现代性思潮和运动，其勃兴、发展和高涨始终都与“日本因素”特别是其连续不断的侵华活动密切相关。长期以来，这样一个似乎相当明显的事实和特点，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全局的角度加以把握者并不多见，从“民族主义”的心理、思想和运动“三位一体”的角度来自觉进行整体性剖析的，就更为少见了。实际上，同为“黄种”，过去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不为中国所重的日本通过学习西方，成功改变自己被列强欺辱的民族命运，并最终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中国，不仅成为刺激中国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勃然兴起的标志性开端，随后大批中国人到日本留学和由日本大量转输西方新式文化资源，还孕育出清末第一批完全自觉的民族主义者。日本在军国主义的支配下加入列强行列，对“同文同种”的中华民族不断实施侵略、掠夺与歧视的残酷打击，可以说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最为重要和持续性的动力来源，同时也塑造了这一民族主义耻愤交加、空前奋发和最终在绝境中通过涅槃获得重生与自信的情感品格和精神素质。“中华民族复兴”这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最具象征性的论题之提出及其思想建设；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觉醒并将“民族性”置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特性之首的重要转变[12]；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普及和认同的基本形成，也都是在“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1935年日本入侵华北和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才得以实现的。
对于日本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关系的研究，美国学者柯博文（）1991年出版的《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一书[13]，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该书对国民党政权的有关努力及其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一致关系的审视，尤为难得，不过其探讨的时段主要限于日本大规模侵华时期[14]。最近，有中国学者著文尝试从甲午战后中日关系全局的角度来整体把握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显示出将中日关系的事件史与民族主义的思想史结合起来的可贵自觉[15]。该文以1895、1905、1915、1925、1935、1945年六个关键年度为视点，考察了伴随中日关系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历程，透视了各个时间点民族主义的特征及其与日本因素的关系。当然，这一问题所涉范围极为广泛，难度不小，作者的有些分析似还存在可以商讨的余地，如作者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1905年，就未必妥当；而他认定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一民族主义就走向了“基本的终结”之结论，恐也难以服人。在笔者看来，此后以“沈崇事件”为标志，以反美帝侵略为主题，以致不少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也都卷入其中的民族主义浪潮，应该才是鲜明地体现了该思潮时代特色和历史功能的终结标志[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