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对“中华民族”观念的阐发和影响，也很值得关注。同孙中山主要从当下情势出发立论的政治家风格有别，作为学术界、思想界、舆论界代表人物的梁启超，他此期对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弘扬，采取的则是一种历史研究的学术方式。20年代最初两年，他重新唤起清末时研究民族问题的兴趣，开始专门探讨起中华民族史问题来。1922年春夏间，他在清华及北京高师发表有关演讲，并最终形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成为日后被人反复引述的中华民族研究史上的经典之作。1922年至1923年，该文曾分别以《中华民族之研究》为题（包括《中华民族之成分》等内容），部分在著名的《地学杂志》上连载，并被《东北文化月报》等转录。[110]在此文中，梁启超毫不含糊地响应了孙中山的“号召”——放弃以“汉族”作为各民族一体化的“自尊自大之名称”，直接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新符号。不过，他的这一符号里仍明显遗留了从文化上“同化”各民族成员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只是由于他一则专注于历史问题，一则又强调所谓“民族意识”在现代民族认同中的重要性，故其中华民族观念的这一不足面向，容易得到某种遮盖。
梁启超对“民族意识”的强调，基于他对民族与种族、民族与国民不同内涵的新认识。在他看来：“民族与种族异。种族为人种学研究之对象，以骨骼及其他生理上之区别为标识……民族与国民异。国民为法律学研究之对象，以同居一地域有一定国籍之区别为标识……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致，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111]
在正视血缘（认为“民族愈扩大，则血缘的条件效力愈减杀”）、语言和信仰等因素作用的同时，梁又格外重视“民族自我意识或认同”在民族成立或构成中的特殊重要性，并凸显“中国人”的现代国家成员身份即国民身份和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在“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他则格外强调“文化”的关键作用，认为，由最初的血缘关系、共同生活，进而实现心理沟通和语言文字交流等，“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厘然成一特异之‘文化枢系’，与异系相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这种认知虽与清末陈敬第的有关看法颇有相似之处，但陈氏之说传播不广，在当时，应当说仍是很为新鲜的。梁启超并特地声明，他谈“中华民族”的所谓“民族”，就是“准此以论”。[112]实际上，在日后现代中华民族认同的进程里，此种强调基于文化特色的“民族意识”重要作用之民族认知，也是被人们反复提及的“民族观”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就1922年梁启超对“民族”的理解来看，他可能在受到德国学者柏伦知理思想影响的基础上，又接受了法国学者吕南[113]等人的某些思想因子。柏氏相对较为重视民族形成的客观因素，而吕南则强调民族是由一种灵魂和精神的原则组合而成。在吕南看来，通常所谓种族血统、语言、公共利益，乃至地理空间等，都不足以使一个民族得以确立，判断“民族性”或“国（民）性”（nationality）的最终标准，只能是“民众投票”，而形成“民族精神”的基础，除了该民族的民众认同之外，更有该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或嗣业做保障。吕南的这种思想，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民族建国潮流影响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