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吴文藻发表《民族与国家》一文指出，“民族”与“种族”不同，“国家”与“政邦”有别。种族为一“生物的概念”；民族乃一“文化的及心理的概念”；政邦为一狭义的“政治概念”，而国家则为一融合政治、国际法和社会文化的“最普通概念”，即广义的“政治概念”。现代国家以民族为基础，也即“立于文化之基础上，故其实兼民族政邦而有之”。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但“非一民族必建一国家”。“民族性”的真正要求，“非独立也，乃自由也，自由其目的也，独立其手段也，非为独立而独立，乃为自由而独立也”。吴文藻明确批评所谓“一民族一国家之主义”，认为这是思想混乱的结果，是“理论辄易掩盖事实，变态竟且视作常情”的表现，是真正的舍本逐末。如果一国内的各民族“民族性”不受虐待，“国民性”不被压迫，就完全没有独立的必要。他还强调，民族建立国家，可以有“多民族国家”和“单民族国家”两种形式，“诚以数个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多民族国家，倘其文明生活之密度，合作精神之强度，并不减于单民族国家，较之或且有过无不及，则多民族国家内团体生活之丰富浓厚，胜于单民族国家内之团体生活多矣”。[127]
对于吴文藻的上述论辩，当今人类学界有学者曾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它当时和以后虽未受到广泛的关注，但“在本质上可以说开创了中国人类学独立理论思考的道路”。[128]笔者也以为，吴氏关于“民族”和“国家”区别与密切联系的人类学思考，的确有其理论价值，不过他所谓“文明生活之密度”，“团体生活之丰富浓厚”的内涵，实在仍很含糊，有令人费解之处。同时对于多民族建国之后，其国内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一体性”如何存在与建设，特别是各民族文化之间应否进一步融合以及如何融合等重要问题，他当时也均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不仅如此，对于其时已广泛采用的“中华民族”概念，他甚至都未能做出起码的回应，尽管他当时和以后也愿意使用这一现代概念。
20世纪20年代中叶，在国家主义信奉者内部，关于“民族”与“国家”的认识存在着一定差别，但反对蒙古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主张却是基本一致的。如1925年7月，《醒狮周报》发表胡伟国的《民族自决与蒙古独立》一文，就指出，“民族自决”绝非是教不同国家中的各民族搞分裂，其正确含义当是：“凡备有历史和地理上的关系，而同受外力压迫的各民族，应该本国性的要求，同化于同一的政治和文化之下，造成一个带国性的大民族，尽力摆脱外来的羁绊，实行自决，保全固有的主权。”他因此反对蒙古“独立”，而主张“大中华民族自决”。[129]
在蒙古问题上，以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系”，其主流意见与国家主义派有近似之处。研究系所办的《时事新报》上曾发表不少文章，揭露苏俄分裂中国的阴谋，反对蒙古族“自决独立”，主张实行“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整体自决。如1924年4月10日，《时事新报》上发表蓝孕欧的《再斥袒俄者——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就痛斥“硬把民族自决一语用诸蒙古问题上去”的愚蠢行径，认为“要谈民族自决就应该以中华民族为单位，换言之就是‘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的一句话”。蒙古族乃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并非“异族”，中国各地的言语、风俗均有不同，不能视为“异族”之标志，世界上没有“同民族而行民族自决”的道理。俄国人强占蒙古，乃是“扰乱中华民族自决的原则”，中华民族应该秉持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团结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130]。这里，作者直接把“中华民族自觉”等同于“中国自决”，将“中华民族”理解为拥有主权的“中国人”整体，显然依据的是nation的现代民族国家或国民民族之含义。
1924年5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登载《孙科之国民党对蒙主张》，明确表示：“内外蒙皆属中华民国之领土，蒙古民族，为中华民族之一，孙总理近在高师演讲民族主义，即已明言汉满蒙回藏，合为中华民国之国族。”作为孙中山之子和某种程度上的代言人，孙科对其父“中华民族”观念神髓的把握，可以说相当到位。由此也可见，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念实前后相续，表述上或有调整，但似并无什么根本性变化。不过此后，国民党内部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的意见仍存犹疑不定之处。即便是孙科本人，在1927年受苏俄影响较大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也曾以赞同扶助弱小民族自由独立的立场，表达过相异的意见，认为“本党的民族主义，固然希望国内各弱小民族为国内民族之一份子，同时也是许可其独立，并实行济弱扶倾，以维持民族主义的真精神的”[131]。这其实也留下了孙中山晚年民族思想本身之含混模糊那一面的某种影响。而从孙科本人民族思想的特征来看，他以后不轻易否认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和地位，表现出有别于蒋介石的地方，似乎也与此一思想因素和脉络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