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和传播史上，爱国感极强的“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以及从中分化出来的“国家主义派”代表，也发挥过值得注意的推进作用。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1919年7月1日，活跃于20年代中前期。其成员从1923年开始，积极参与了收回教育权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五卅运动。期间，该学会所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里面，就广泛使用了针对外国侵略民族而言的整体含义的“中华民族”一词[121]。1923年年底和1924年年初，该学会在苏州会议上，还特别提出了“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为中华民族独立而努力奋斗”这类的标语式口号。其所通过的九条纲领中，也多次使用“中华民族”概念，表达其现代中华民族意识。如其纲领第三条就是：“提倡民族性的教育，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第五条是：“推阐经济压迫为国民道德堕落的主要原因，以反证中华民族绝非劣等民族”，以增加民族自信力。第九条是：“提倡华侨教育和边疆教育，培养中华民族独立运动的实力，且注意融洽国内各民族的感情，以一致打倒国际势力的压迫。”[122]等等。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少年中国学会因内部的国家主义派和共产主义派发生分裂而解体。不过，即便是从中衍化出来的国家主义派（也叫“醒狮派”，创办有著名的《醒狮周报》），他们把本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看得高于一切，但由于其“国家主义”和时人所谓“民族主义”都出自同一西文（法文中的nationalisme和英文中的nationalism等），故他们虽认为nation译成“民族”不如译成“国家”准确，但却仍喜欢在平等的、具有共同文化精神和融合趋向的“国民”总体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和概念，并将其视为“国家主义”的目标即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之主体，从而与那种在国内各民族总体意义上使用的“中华民族”概念调和在一起，难以清楚分别。
当是时，喜欢谈“国家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李璜、余家菊、陈启天等人，他们也都是复杂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者。1924年，少年中国学会的核心人物之一的王光祈就曾一语破底地指出：“余李诸君之文，虽有时常用‘国家主义’的名词，但按其实质，多属一种‘中华民族主义’。”[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