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常乃惪还明确认定一种中华民族多元起源论。他指出：“中国民族向称皆源出于黄帝，其实并不尽然，观春秋时代中国境内民族尚如彼之复杂，则中国最初之为各民族分立无疑，特其后有文化较高之民族，能以其文化统一其他民族，其他民族受其同化……故中华民族之出于多元非一元亦可断言也。”由此，他将中国历史上先后活跃，不断融合的“中华民族”的成分大致划分为“九系”，即诸夏系、东夷系、巴蜀系、东胡系（满族前身）、闽粤系、北狄系（蒙古族前身）、氐羌系（回族前身）、西藏系、苗蛮系，声称“现今中国境内所包含之五大民族——汉满蒙回藏——就历史上经过之痕迹考之，盖可分为九系，此即中华民族真正之成分也”。[7]此外，对于中华民族在各个时期、各个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同化”或融合的进程，对于西方列强入侵造成“中华民族之危机”等问题，该书也都作了简单的论述。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常乃惪在书中划分中华民族发展史分期的时候，认定戊戌变法以后为“中华民族觉醒时代”。[8]这与今人所谓现代民族“自觉”的有关认识已若合符节。总体说来，该书在梁启超等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了关于“中华民族”的系统化历史知识。[9]
图3-1 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书影
同常乃惪的《中华民族小史》相比，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除了有一大章简单地叙述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内容（占全书总分量的近1/3）之外，相对更重视揭示“中华民族”较近的状况及其存在的民族问题，注重将历史和现实通过问题叙述的形式糅合在一起。这从其“中华民族之现状”（主要包括中华民族总的人口数、分布，粮食问题等内容），“海外华侨与祖国之关系”，“移民实边政策”，“原始民族之开化运动”，“西北回教徒之分布”，“外蒙问题与西藏问题”，“中国之民族精神”等章的名目，便可知一斑。不过，在记述西南有些少数民族的用语方面，该书也还存在着一定的瑕疵。[10]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如果从今人的角度来看，许多部分都侧重于“国民民族”的把握，但它同时也没有忽略揭示其内在的“种群或族裔民族”性，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试图融政治学的“民族”概念入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民族概念之中，该书自题的英文书名即为“AStudyontheChineseEthnology”（中国民族学研究），其中所用的ethnology一词，不妨说典型地证实了这一点。这也反映了国民党当时构建单一性的“中华民族”之理想。
此外，努力从“中华民族”整体上来概括民族精神或特性，也是张其昀此书的特点之一。这类尝试，实构成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知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该书认为中华民族突出的“民族精神”或特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喜和平而厌侵略；尚中庸而恶偏激；先家族而后国家；重实行而轻理想。[11]这一概括是否准确、深刻，是否具有对汉民族以外各少数民族的解释力度，可暂置勿论，事实上，此前从中国文化、汉民族特性等其他角度做出的相关概括已多不胜举，只不过明确从现代“中华民族”理念出发的类似尝试却并不甚早。前文曾提到，1917年申悦庐的《中华民族特性论》一文可称嚆矢。此类国民性或民族性的概括或言说，无论是基于改造国民劣根性的立场，还是光大民族优越性的动机，就其初期而言，其广泛传播都是有利于现代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的。[12]
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后来还曾被商务印书馆修订后作为“新中学文库”的一种出版[13]，也就是作为中学教学参考书使用，其观点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毫无疑问，这类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为标题的专门著作特别是中华民族史著作的撰写，对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与认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为这一观念的社会化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相关“知识系统”。不过这类著作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刚刚出现，其中更为深入和翔实的部分，乃是在30年代及其以后才得以逐渐完成和出版的。
《中华民族小史》一书的作者常乃惪，为青年党的六位核心人物之一，1926年被选为青年党的执行委员，任宣传部长。[14]《中国民族志》一书署名“著述者张其昀，校阅者邵元冲”，邵、张都是国民党人，邵还是当时国民党中的重要人物。国民党人极其热心于现代中华民族的认同与整合，与当时该党的执政地位显然有着直接的关系。而青年党由五四时期的“国家主义派”发展而来，本就以“大中华民族（国家）主义”为立党之本。作为抗战以前鼓吹热爱中华民国的意识形态最用力的两大党派之人，他们在现代中华民族整体认同方面格外努力，是不难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