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祭黄帝陵，并共同视其为“中华民族始祖”，这对于全面抗战前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和权威奠定，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30]
关于传说中的黄帝何以能成为“中华民族之始祖”，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为1935年4月出版的《黄帝功德记》一书所写序言中，曾给予“权威性”说明：
黄帝公孙轩辕氏，实吾中华民族之元祖。吾中华民族有此生息昌大之疆土，有此博大悠久之文化，有此四千余年震烁世界之历史，翳维黄帝，为国族之神。于史，黄帝既战胜蚩尤，东至于海，西登昆仑，南及交趾，北出幽陵，而开拓中华民国已有之疆土。其子孙之蔓延于各地也，如汉族固为其苗裔，而西藏族之羌，回族之安息，苗黎族之禺号，蒙古族之匈奴，东胡族之鲜卑。金人之祖且为黄帝之子清，满清则金人之后也，是皆近世治史者所能考信。是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之子孙也。皇古荒昧，孰启鸿濛？生活文物，孰为大备？黄帝不惟为中华民族之始祖，抑又为中国文化之创造者也。其发明制作，除人民衣食住行日常资用者外，尤要者如文字、算术、历数、医药、音乐等，皆万世之资，而一时已备。至于指南之针，辨方定位，迄今为世界交通所大赖。然此犹事功之彰著者言耳。更如至德要道，典籍恒垂，后世玄言，动皆称述。是此精神文教之施，亦万世万类矣。我中华民族有如此之伟大，中国文明有如此之超远，实黄帝拓殖创造之功也……[31]
作为一个传说中的人物，黄帝之所以能被近代国人和政府视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而并无其他传说人物可以取代，实既得益于其远古时代“五帝”之首的尊崇地位，以致后世之各族皇家和贵族也都乐于“攀附”和托称黄帝之后，从而得以祭祀不断并累世流传；又取决于古老的有关黄帝“发明制作”的诸多传说，所谓“人文初祖”之称，正是由此得来。[32]在近代中国，中华各民族“同源共祖”的黄帝子孙说或炎黄子孙说传播极广，构成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不能忽略的重要内容。
不过也应该指出，民国时期，尽管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说传播很广，黄陵祭祖声势浩大，但国家只祭祀黄帝，而不同时祭祀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其他先祖，或者说不把其他民族的先祖同样视为共同祖先，也并不是所有人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士都加以认同。如首次祭陵后的1935年4月7日，“大中国民族主义学会”的成员绛央尼马就致函天津《大公报》，提出不同意见。该函指出：“共和以还，五族一家，历史色彩最浓之‘中国’二字，意义颇为含混。故吾人本中山先生国族之主张，而提出大中国民族主义，盖包举各族及地域而言也。国人今日而言复兴民族，所指应为大中华民族，而非‘中国’民族也。”他认为，由于狭隘汉族意识作怪，国人每好以汉族指称“中国”，祭祀黄陵周陵，可谓汉民族狭隘意识“更为提高”的表现，这不利于大民族的团结。如果少数民族也这样，只祭祀各族的民族祖先，“双方意识进展，则大有悖于民族扫墓之原意矣”。因此绛央尼马建议，为今之计，只有举行大中国民族扫墓，建立“大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彻底破除古往今来的华夷观念，由中央同时致祭各民族的伟人（因为“各族皆有崇拜敬仰价值、足以激起民族意识的伟人”），才能真正实现大中国民族团结的目标。[33]
不仅如此，当时也有汉族人对将黄帝作为全民族祖先来加以祭祀不以为然者。据说著名学者陈寅恪就认为，黄陵祭祖之举“非特不能调和民族间感情，反足以挑拨之也”。[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