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托称黄帝和炎帝之后裔的现象即已出现，秦汉时期，“黄帝子孙”的正式称谓也已诞生。《史记》作者司马迁上承“百家杂语”，下启二十四史，对于国人自称“黄帝子孙”起了关键作用。稍后，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时，即明确使用了“黄帝子孙”一词，称“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不过当时所谓“黄帝子孙”，主要是指圣贤明君，并未泛指平民百姓。此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的上层统治者，也习惯于自称为黄帝之后。王明珂曾将此种现象称作“攀附”传统，不无道理。[27]也就是说，“黄帝”崇拜并不像有的学者所强调的那样，乃近代中国才有的新“发明”，而不过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旧“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发展而已。
时至20世纪初年，“黄帝子孙”说再度时兴，并与西方传入的人分五类说中的“黄种”认同和国民认同相结合，被赋予一种近代的新式特征。它起先主要是针对汉族而言，在清末时，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已经有维新派、立宪派和少数民族人士将其用来指称全体中国人了。进入民国后，随着国内各民族“同一血脉”“同源共祖”的观点日益增多（可以民初《五族国民共进会会启》为代表），黄帝成为一体化的现代“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之类“原本同种”说法，逐渐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与使用。事实上，它与“五族共和”论也能够长期共处。对此，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例子外，我们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个诗歌的例证。1925年，绥远道尹邓长耀所编《五族联欢歌》便强调：“五族从前是同种，后来子孙日渐多，迁移东西并南北，到处棋布又星罗……说来都是黄帝后，自西走东何蹉跎。”[28]
全面抗战前后，视全国各民族的成员皆为“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说，已经是非常的流行了。如国民党地方要员组织编撰的《绥蒙辑要》，在题为《中华民族》的开篇说明中就清楚地写道：
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因为受封的地点不同，分散各地，年代悠久，又为气候悬殊，交通阻隔，而有风俗习惯之不同，语言口音之歧异，虽有汉满蒙回藏等之名称，如同张王李赵之区别，其实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中华，原来是一个民族造成的国家。孙总理说，中华民族，就是国族……民国成立以来，并将五族平等的原则订在约法，孙总理的民族主义亦完全以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为目的。现在中央政府遵照，总理遗教，对于国内各民族，竭全力以扶植之，时时刻刻，为我们边远的同胞，图谋幸福，解除痛苦，又特设蒙藏委员会，专为我们蒙藏同胞筹划一切的改进，中央委员也有蒙古人员。所以说五族，就是中华民族，就是国族。[29]
不仅如此，从1935年开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还明确将轩辕黄帝宣称为“中华民族始祖”，规定每年都必须到陕西黄帝陵举行祭祀活动——从此，黄帝祭典成了中华民国一种固定化的国家仪式行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于每年的清明节，都要专派要员郑重前往致祭，试图在凝聚国人的共同民族情感方面，做出积极努力。1935年，张继和邵元冲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邓家彦代表国民政府，前往黄陵县祭祀民族始祖轩辕黄帝。随同前往致祭的还有陕西各界人士。后者的祭文有“致力于复兴民族，期忝雨我黄帝子孙”之句。1937年4月5日清明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两党代表，也在黄帝陵前举行了共祭黄帝仪式。张继和顾祝同等代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林伯渠则代表的是中共延安政权，双方都有富于文采和民族深情的祭文宣读。毛泽东当年手书的“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的祭黄帝陵文稿碑，至今仍矗立在黄帝陵庙碑亭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