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回族的“中华民族”认同表现尤为突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抗日救亡促进了回族整体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广大回族同胞形象地把中华民族视为生命体，而把本民族看作构成这个生命体的有机部分——“细胞”，如《回教论坛》就有通讯言：“回胞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坚强细胞；现在整个的民族在争取自由解放，回胞要毅然担负一部分艰巨的工作，要放弃保守性，打破不与国是的因袭观念。”[52]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因此本民族的命运同整个中华民族休戚相关，唇齿相依，因此要自觉尽一个民族分子应尽的义务，担当起谋求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责任。时任宁夏省政府主席的回族将军马鸿逵就表示：“我们是回教的信徒，同时也是中国国民，既然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员，所以要一方面发扬宗教的精神，一方面要对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负起相当的责任。因为本身和中华民族有了密切的联系，那么民族的生存，就是本身的生存，民族的灭亡，就是本身的灭亡，所以要团结精诚，坚定意志，去求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务使中华民族能够不断地在世界上繁荣滋长。”[53]马鸿逵还强调指出：“中国的人民，因信仰自由，信仰了回教，仍然还是中华民族……我们只知道我们是中华民族，是四万万人里的一部分。我们世忠国家，不能忘其祖宗，不能忘其国家，无所谓回，无所谓汉，同是被人欺凌的弱小民族”，只有自觉“铲除汉回间的界线，洗涤汉回间的隔阂，共同一体，尽忠国家，永远消弭隐患”，才能最终改变全民族的命运，实现共同的发展。[54]
整体的民族意识，最集中地体现在民族性的自我理解上。当时的回族报刊就不乏这样的言论：“中华的男儿和奴隶的根性无与；他们是醒狮，要以雄厚的姿态，来对抗敌人，扑灭敌人。”[55]这种整体民族意识确实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情感沉淀。他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在这片古老的大地繁衍生息，这份厚重的感情在民族危亡之际往往表现得更为充分。1938年成立的中国回民协会，便称：“我中华回民皆中国之国民，生于斯、息于斯，与国家有绝对不可分离之关系，绝非外人阴谋谰言所可动摇。回教人民认为中华民国之休戚，系我全民族之休戚，祸福与共，兴亡有责。”[56]
抗战建国促进了国家观念和国家意识的广泛播扬。而新兴民族国家观念的普遍传播则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少数民族也以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为己任，把实现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回族最大的抗战社团——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就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是：“策动起来，拥护政府既定的国策，一致抗战到底，争取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独立与生存，这是大时代之推演赋予我们的使命，而不容任何一人可以推卸的。”[57]1940年3月中国伊斯兰青年协会成立，以作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领导下的回族青年组织，该会在《成立大会宣言》中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号召回族青年：“我们应当加强我们的国家观念，并普遍使回教大众具有浓厚的国家意识。在抗战期间，为求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而抵抗侵略者势力，正是良好国民和忠实宗教信徒尽到天职的时候。”[58]
回族著名爱国文化人孙绳武先生曾作《中华民族与回教》等文，对日本帝国主义“以灭亡整个的中国为目的，想把整个的中华民族划分为许多小的单位，以便它来个别地征服与统治”，“从事于破坏中华民族的统一结合”之阴谋大加揭露，认定“无论从质或量说，中国回民都占了中华民族的重要部分”，表示回族人士一定要“憬然于本身责任的重大，要英勇地奋发图强，与各教各族的同胞联合起来”，以“共同完成复兴民族的使命”。他坚信：“我国历史发展到现阶段，国内全民族必然要统一结合，而成为一个整个的中华民族。”[59]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各族人民血肉相连的民族命运和共同的抗战生活，一体情感的传递与感染，在现代中华民族的认同过程中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不过尽管有的回族人士因认同中华民族而一度否认回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只承认自己是回教信徒，但更多的人还是既承认自己是回族，又认为自己属于更大的中华民族。正如笔者曾经指出过的，“一般而言，对于广大的少数民族人士来说，他们的大中华民族国家认同，通常都与其对自身小民族的认同是联为一体的，可以说是一种层次不同而又相互依托的双重认同”。[60]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编就，1938年由中华书局发行的大型辞书《辞海》中，也有了关于“中华民族”的内容。在“中华民国”的专条里，曾特别说明：“民族合汉、满、蒙、回、藏、苗等人而成整个之中华民族。人口共约四万万七千余万。”[61]这是笔者所查到的较早提到这一概念的大型权威辞书资料。抗战结束前夕的1945年年初，一位学者更是明确声言：“中华民族”一词，“今孩提之童无不善道”。[62]可见这一整体民族概念符号流播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了。凡此种种均表明，中华民族的整个一体观念，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主流社会中已经逐步趋于巩固。
这一时期，刺激中华民族一体认同最为直接的情感因素和契机，无疑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国民党政府所号召的“民族复兴”运动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行，只是成为推动这一认同的某种文化和政治动力。构成此期中华民族认同最为强大而深厚的现实政治基础的，乃是伟大、艰苦而神圣的抗日战争。抗战前后中国社会被迫空前的大流动，特别是在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各族人民因为抗战而实现的近距离大交融尤其是文化的融合，又为这一认同创造了相当有利的社会条件。笔者在此，不拟对上述这些论点做出全面的论证，只想从“一般思想史”的角度，对抗战时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广泛传播、深化认同的表现与特征略加揭示。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此期与现代中华民族概念的广泛流传相伴随，出现了大量直接含带着传播和认同现代中华民族理念意义的各种话语和符号，像“中华民族危亡”“中华民族复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抗战”“（中华）民族英雄”乃至贬义的“（中华）民族败类”“（中华）民族罪人”和“亡国奴”等，它们在神州大地和海外华侨中广为传扬，成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实现社会化认同的突出标志。这些话语和符号，可以说既是中华民族现代认同的产物和某种集中体现，又因其本身具有标语口号的流行传播之符号功能，复反过来有力地涵育、引发、推动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社会化认同的进程。
下面，我们就专门以“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为例，对其核心内容，它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及其认同的历史关联，作一较为深入细致的个案考察。[63]由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具有观念史的相对独立性，我们不妨先将视线暂时移回到“九一八”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