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少数民族人士的“中华民族”认同为例
还在全面抗战初期和中期，就有人回过头去总结“九一八”对于全体中华民族觉醒的刺激作用，有的强调“‘九一八’是睡了的中华民族深夜的第一次鸡声”；[45]有的直接从“中华民族”这个名词和概念的历史着眼，分析和强调“九一八”日本侵华所产生的那种侵略者万万也想不到的影响。如1939年一篇题为《伟大的中华民族》文章的作者裴芷，就这样写道：
中华民族，这名词的历史，也许并不十分的悠久，我们知道，创造中华民国的那年——辛亥，没有这个名词；再生中华民国的革命军北伐时，也没有这个名词。这个名词的产生，不过是近几年来的时候，是“九一八”以后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全体同胞，遭受到侵略以后，所发生的一种自觉。由于这种自觉，就产生了中华民族这名词。因此，“中华民族”这名词，实在是一个时髦的名词。[46]
很显然，认为“中华民族”的名词和概念为“九一八”以后才出现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我们在前文里，已经揭示出民国建立之初尤其是“五四”后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一词在知识界使用越来越多的情形。不过作为抗战时代的亲历者，该文作者从另一层面却无疑见证了一个新的事实，那就是，尽管“中华民族”一词和概念在此前已有一定范围的使用，但直到“九一八”以后特别是全面抗战时期，它才可以说真正在社会上特别是民间社会勃然而盛、广泛流行，且不无体现国人抗战意志、团结情绪和时代精神的某种“时新”色彩。这，毋庸置疑的也是一种社会历史事实——日本侵华，对现代“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传扬和社会化认同，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之事实。
经过六年的积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各族人民命运相系、团结抗战的意识得到空前强化。“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在少数民族的精英人士那里也得到了有力的呼应。1938年4月，蒙古族代表巴文峻、达密琳多尔济等，藏族代表贡觉仲尼、罗桑坚赞、阿汪坚赞、格桑泽仁、黄正清等，维吾尔族（当时亦称“新疆回族”[47]）代表尧乐博士、麦斯武德、艾沙等著名的少数民族人士组成“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团”，到抗日前线慰劳抗战将士，同时通电和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和“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表达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将与全国人民一道同呼吸共命运，坚持抗日、奋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必胜信念。如“告全国同胞书”就慷慨激昂地写道：
我蒙藏回诸族皆中华民国国民，与全国同胞责任平等，休戚与共，更钦佩孙总理民族主义之遗教，期国内各民族亲爱精诚，共同担负救国建国之神圣责任。年来日寇侵凌，国难严重，我蒙藏回诸族，莫不拥护中央，忠诚自矢。去夏以来，日寇大举来攻，穷极凶恶，其所攻占之地，莫不残戮壮丁，**辱妇女，焚掠财产，破坏文化，盖欲灭亡我国家之独立，摧残我大中华民族之生存，我边疆人民，无宗教族系之别，咸凛然于国家人民之绝对同其命运，及国内诸民族之绝对不可分，以为惟有一致团结，牺牲奋斗，方可以达卫国保民之目的……代表等来自边疆，洞悉民意，信仰三民主义，服务救国工作，深信以大中华民族共同一致之奋斗，必能获最后之胜利……至于敌人分化中国之毒计，消灭我国民独立意识之一切阴谋，在我全民族团结救国之神圣决心之前，其必归于失败，更可断言……区区愚诚，为全国同胞所接受而赐教焉，则幸甚矣！[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