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27日，在其“民族主义”演讲的“第一讲”中，孙中山一开始就与“家族”“宗族”概念相联系，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国族”概念。他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101]那么何为“国族”呢？它与“民族”是什么关系？孙中山并未直接回答，而是强调所谓“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民族就是国族”这种说法“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因为在西方，“民族”与“国家”是有差别的，也必须将两者加以区分。尽管“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nation音译——引者），哪逊这一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这一个字虽然有两个意思，但是他的解释非常清楚，不容混乱”。这种一词两义的现象，在中西语文中也都很常见，不足为怪。不难看出，孙中山所谓“国族”，实际就是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所组成的凝结体，它是以国家为基础和对象的。他又说：“本来民族与国家相互的关系很多，不容易分开，但是当中实在有一定界限，我们必须分开。”在他看来，民族和国家间的区别，主要取决于其得以形成的力量性质：一个团体，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便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102]而“自然力”主要不外乎五种，包括血缘、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国家和民族关系的构成也存在多种形式，“外国有一个民族造成几个国家的，有一个国家之内有几个民族的”，像在英国那样的国家，“民族”和“国族”，“民族主义”和“国族主义”就都不是一回事，无法对等；而中国则不同。在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二者已合而为一。这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特殊论。不过孙氏这样的观点，显然无法解释元代中国和清代中国。不知其这里所言，是指中国作为传统王朝国家，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上实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无异，还是指传统中国已带有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某些特色。但可以肯定的是，孙本人却并没有因此完全否认各少数民族的当下现实存在，只不过是强调汉族人数占了绝大多数而已。所以他说：
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来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103]
这种因少数民族人数“极少”就称中国人“几乎完全是汉人”，为“一个民族造成的国家”的说法，无疑彰显的是汉族的自大，理论逻辑上自有矛盾，难以服人。所以三年后的1927年，诸青来出版《三民主义商榷》一书时，就抨击孙中山道：“以人口属数目论，满蒙回族人口究占总数百分中之若干，尚无确实统计。纵如中山所云，汉族占四十分之三十九，其他四族，仅得其一，亦不能说四万万人完全是一个民族。抬高五族中之任何一族，而抹煞其他四族，以一律平等之义衡之，得非大相刺谬乎？”[104]
概括起来说，在孙中山那里，“民族”和“国族”本来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国族”指的实际是国家的主体——国民之全体，属于纯粹的政治概念，它是否能彻底成为一个“民族”，尚有赖于血缘、生活、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五种“自然力”的进一步化合作用。但由于在中国情况特殊，汉族占国民人口的绝对多数，简直就（仿佛）是“一个民族治理一个国家”，所以若从国家人民之总体层面来把握中国的整个“国族”与“中华民族”这两个概念，其彼此的国人数量之适用范围，“实际上”又已基本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