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孙中山巨大的思想和政治感召力，他晚年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执定，影响深远。1923年1月，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建设各民族统一体意义的“中华民族”被正式写进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宣言道：“吾党所持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欧战以还，民族自决之义，日愈昌明，吾人当仍本此精神，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96]《中国国民党党纲》里也明确表示：“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97]1924年1月，体现国共合作精神和苏俄影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多次使用了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一词，并将汉族以外的“国内诸民族”，称之为“少数民族”，表示要“讲求种种具体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渐渐与诸民族为有组织的联络”，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外则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实现“中国民族自求解放”的目标。不过，比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稍有张力的是，国民党“一大”宣言竟然还表示：“国民党敢郑重宣称，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98]
有学者认为，实际上1919年之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念本身仍然经历过一个演变过程，“1919—1922年，他的‘中华民族’观是一种以同化为基础的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就实质而言，这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1923年到他病逝，他的‘中华民族’观是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既承认‘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但同时又不否认境内各民族的存在，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融合”。[99]注意到1919年以后孙中山“中华民族”观发生了某种变化，无疑是有意义的。但究竟如何准确把握这种变化的实际内涵，或许还存在可以商榷之处。笔者以为，如果就内容而言，孙中山1919—1922年间的民族思想固然有潜在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在文化上也确有一种明显的汉族中心的优越感，但却很难说他在主观上即认同理念上，已经全然放弃了其以往一贯声称的“民族平等”原则，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正如金冲及先生所强调的，“他对民族主义的解释，一直特别看重‘平等’二字”。[100]而复杂的是，1923年之后，他不自觉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也未见得就真的被他自己彻底“扬弃”。关键要看其后他在民族主义演讲中所正式引入的“国族”概念，以及这一概念和“民族”概念所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观之实际内涵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