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的中共思想史上，真正以“中华民族复兴”为题做过专门讨论的，除早期的李大钊外，实在很难一见，即便是抗战时期，也是如此。这是当今研究该问题的学者所不难发现的现象。对此，笔者曾给过一个说明：“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所主要致力的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建设，由于国民党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号下长期反共的政治原因，它更喜欢谈‘中华民族解放’，‘抗战建国’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但出于反侵略斗争的民族大义和与国民党合作的现实需要，也不讳言‘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说法。”[91]另有学者在有关研究中，也做过相似的解释：“中共是官方民族复兴话语谱系中的对立面，虽然为了抗日大局的需要在土地政策方面作了一些调整，但自然也不会随声附和官方话语，所以在这一话语谱系中声音微弱。”[92]不过，我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中共对国民党所主导的“中华民族复兴”论，曾存在过一个针锋相对的批判阶段，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其态度才开始发生改变，从一味地讽刺批判，转变为有限的正面谈论。另外，同这一过程相伴随，中共在文化认知上，还曾经历过一个相应的内在思想转换，并非只是在策略上进行调整而已。
全面抗战以前，中共对国民党“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反击，主要采取了以下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地反唇相讥，嘲笑其虚伪，抨击其不过是以此为标榜，来掩盖其真正“卖国”“复古”以及“法西斯独裁”的实质；二是从理论辨析的角度，公开阐发其何以要反对“民族复兴”而主张使用“民族解放”的理由。关于第一种方式，不妨举两例为证。1934年，中共在一封“告全国劳动群众书”中即声言：“出卖中国，在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之前匍匐投降，背叛民族，屠杀民众，血腥的镇压一切反帝斗争，无限制的剥削工农，毁灭中国！这就是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民族复兴’政策的实质！”[93]同年，中共领导人博古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表演说，也谴责“国民党用法西斯蒂的‘新生活运动’来麻醉民众。‘新生活运动’的口号，是‘复兴中国民族’，不是用民众的武装的抗日战争，而是用提倡礼义廉耻，走上复古的旧道路，提倡旧的奴隶顺从的道德，使全国人民安稳的做奴隶”。[94]大体说来，全面抗战以前，中共对国民党“民族复兴”论调的批判，以此种模式为主。
关于第二种“理论辨析”的方式，则可拿一篇署名剑云的作者在1936年初发表的《“民族复兴”与“民族解放”》一文作代表。作者认为国民党的“民族复兴”，“其实是‘民族复古’的滑稽口号”，它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斗争需要。不过，作者并未在“复古”与否的问题上纠缠，而是就到底应先对本民族“固本强基”，还是应先解除外来的民族压迫以获得必要的民族生存前提，来展开问题的讨论。作者以比喻的方式指出：
一个人的手脚长期被捆绑起来，行动完全失去自由，完全不能自主，但又要严格的要求他身体健康、精神焕发，绝对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要想他的身体强健、精神振作，先决条件是解除他的束缚，恢复他的自由，然后，叫他讲究卫生、按时息作，经常锻炼。这个道理，实在卑无高论，任何人，也会明白。由此可见，中国人目前最迫切的共同要求，是前进的“民族解放”，并非倒退的“民族复兴”。
在作者看来，“‘民族复兴’与‘民族解放’，在理论上有一根本不同之点”，按“民族复兴”论者的意见，仿佛是说，“我们民族到这个田地，与人家不相干，只怪自己年老力衰，没有出息，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返老还童剂’和‘强心丸’，等到这条老命健康起来了，自然会振作”；而“民族解放”论者的见解，则将中国的贫穷落后，归结为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压迫，主张先打倒它们，然后才能努力“生产建设”，解决民生问题，挽救中华民族。作者认为，“民族复兴”不如改为“民族生存”更为切实。“民族解放”是“民族生存”的先决条件；发动全国总动员、进行反帝的“民族革命”，则是“民族解放”的唯一手段。“舍去条件和手段，高唱‘民族复兴’的滥调，完全是一种幻想，也可以说是一种欺骗。不仅永远不会‘复兴’，而且还会‘死灭’。”[95]由此思路，我们或可得知中共何以长期乐于使用“民族解放”[96]而不喜“民族复兴”口号的部分缘由。
不过，全面抗战爆发前后，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展开，中共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提法，最终还是表示了接受和认可。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乃至中共中央政府文件，已开始陆续正面地使用这一话语。如1937年9月，张闻天和毛泽东联合署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宣传内容的指示》中，就明确写道：“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97]事实上，这也是此期“中华民族复兴”话语，得以成为全民共享的政治语言的重要基础。
中共的这种话语转换，虽是策略改变的结果，也与中共在亡国灭种的巨大民族危机刺激下，及时实现对传统文化态度的深刻反省与认知改变，有着直接的关系。延安时期，中共不仅对文化问题日益重视，而且逐渐纠正了建党以来一直过度偏重文化的时代性和阶级性、严重轻视乃至忽视文化民族性的错误认识，对于以往一概斥之为“封建复古”的传统道德文化，也强调其中既有“封建性的糟粕”，也有“民主性的精华”。这一时期，中共所掀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学术中国化运动”等，可谓这一认知转换的集中体现，而毛泽东将“民族性”列为“新民主主义文化”首要特性一点，更具有标志性意义。笔者曾将这一重要转变，称之为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98]此一觉醒，不仅构成为此期中共愿意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也增强了中共文化创造的主体自觉性。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共既愿意以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与光明前途的真正代表者自名，也不惮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自任[99]，从此摆脱了长期以来屡遭国民党等从“民族性”角度进行围攻的被动状态。这对于中共本身的自信心乃至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