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蒋介石授意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其核心为“力行社”，由昔日“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组成，他们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直接服务于蒋介石的“独裁救国”任务。当时，蒋介石的亲信爱将桂永清曾作《领袖歌》一首，在国民党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及各种军官训练班中传唱，非常形象地传达出其有关宣传之特点：“大哉中华，代出贤能；虽有变乱，均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86]在这一时期国民党所主导的“中华民族复兴”论里，还充斥着一些反共言辞[87]。至于蒋介石本人的“民族复兴”话语中，咒骂共产党的话就更是随处可见，不足为怪。也就是说，在西安事变之前，国民党实际上正是以“中华民族复兴”论来动员对共产党等国内对手进行镇压活动的。
在这场以“中华民族复兴”为主旨的舆论宣传中，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大僚相当积极，他们到处演讲，或撰写专论，俨然以“民族复兴”唯一可靠的领导者自居。1934年及其后，国民政府所发动的一些全国性运动，一般也多打着“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所谓“新生活运动”“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均无不如此。像“新生活运动”本身，就直接自诩为“民族复兴运动”。[88]1934年，蒋介石出版《复兴民族之要道》一书，收录他1932年至1934年发表的有关民族复兴的言论。同年，他还出版了这年7月他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话稿《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可以集中窥见其反共御侮宗旨和治国理政的时代关切。胡汉民和阎锡山也分别出版了《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和《复兴民族须先复兴发展富强文明的原动力》等书和演说稿。[89]陈诚不仅发表了几种以此为题旨的作品，其中一种将“抗战时代”视为“一个民族复兴大时代”的论断，更得到许多人的认同，被广泛引用和阐发。[90]这些由国民党大员发表的演说或论著，都曾一再作为宣传材料印发给学校、社区和各机关单位，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
除了以“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教育党员、青年学生，鼓动民众之外，国民党还特别重视以之武装军人。1935年，空军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特编《民族复兴之路》三编，作为“复兴丛书”的一种出版，下编即题为“复兴中华民族”，这是笔者所见较早以“民族复兴”为主题而影响较大的论文集。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军政要员，都出版过以“民族复兴”为题的为数众多的宣传著作，涉及抗战建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内容丰富、不乏见识，且充满爱国热情。其中，不少均以直接服务于抗战为目的。如1939年出版的李宗仁影响极大的《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一书，就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性。这类著述中所包含的“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和话语，洋溢着时代精神，实成为激扬国人抗战热情、增强必胜信念、焕发军人的民族血性、勉励官兵勇于牺牲的精神支柱之一。毫无疑问，这是我们评价抗战时期国民党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华民族复兴”论最为重要的方面，也是抗战时期该思潮和运动的本质方面。
那么，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又是何种关系呢？概而言之，中共对于该论，经历过一个从讽刺批判到有限谈论的前后转换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