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复兴”论真正成为一种流行全国的强势话语，是在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尤其是在日本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它与民族危机的空前扩大和深化，与蒋介石国民党利用国家舆论工具进行强力宣传密切相关。不过1931年以前，其影响力和传播范围仍然有限，对于国民党来说，它主要是右派人士进行“分共”和蒋介石政权配合“剿共”、建立自身政权与统治合法性的动员手段和精神武器，也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九一八”之后，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自救的政治意图和文化功能，才逐渐增强，至全面抗战爆发，其抗战意图、救亡诉求及其功能更加凸显和强化起来，并真正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这也是它在抗战时期得以广泛流行的根本原因。
在“中华民族复兴”论最初成为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戴季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孙中山逝世后的1925年夏，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将孙中山1924年年初的“三民主义”演讲中有关“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以及赞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价值的一些言论，大加发挥，极力强调文化自信力的恢复发扬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意义，认定孙中山乃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三民主义“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等等。他在书中或借助孙中山的口头“告诫”，或通过阐述对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的理解，来警醒国民党人：
我们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这一个自信力，才能够辨别是非，才能认清国家和民族的利害，才能够为世界的改造而尽力。
先生的国民革命，是立脚在中国国民文化的复兴上面，是中国国民创造力的复活。
三民主义之原始的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力。因为民族的自信力不能恢复，则此弱而且大之古文化民族，其老衰病不可救，一切新活动，俱无从生，即发生亦不脱病理的状态，不能救民族的危亡。[79]
戴季陶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实际是种族革命论者所不能理解的“以仁爱为基础、民权为方法、民生为目的之文化的民族主义”。[80]他由此批评“中国共产党的青年们，以及许多迷信物质的青年们不承认中国民族的精神，不承认中国旧有道德的教义”，实在是很愚蠢，因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精神”，恰恰正是中国人“民族自信力的基础”。[81]同时，他还结合传统的仁爱思想和民族国家本位的立场，反对中共的阶级斗争说，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以实现“阶级的联合”。[82]
戴季陶的上述思想，与早期国家主义派的青年党人多有相似之处且彼此可能有过互动[83]，但因其能够出之以“文化自信力”观念的高度整合，实际上成为后来国民党“中华民族复兴”论的理论基石。1927年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很自觉地利用这一以文化保守主义为基调的理论言说，为建立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服务，并将自己塑造成民族复兴运动唯一可靠的推动者、实践者和领导者。“中华民族复兴”论，也因此迅速成为国民党具有官方意识形态性质的霸权话语。
1928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18条国庆纪念口号，其中第二条即为“庆祝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荣”，[84]把扫除北洋军阀统治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1929年，国民党上海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制定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两周年纪念大会标语，其中一条为“南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地”，国民党中宣部为了增强南京建都的合法性，以杜绝“北平建都说”，还别出心裁地拟定了“北平是千余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中心场”的宣传标语。[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