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华民族融合进程又如何进行具体把握呢？大体说来，“九一八”以后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也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有三阶段说、四阶段说、五阶段说和七阶段说等多种，而以前三种说法较具代表性。如1937年，李清悚、蒋恭晟编写，大东书局印行的《初中本国史》就持五阶段说。该书认为，“黄帝时代”为“汉族势力稳固的时期”；“秦汉时代”为“汉族势力扩大的时期，也是汉族与各族团结的开始……中华民族的形成，于此时奠其基础”；“两晋六朝时代”，汉族势力由盛而衰，各民族逐鹿中原，其结果是“各族多与汉族同化，渐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分子，故此期实是中华民族精神大结合的时代”；“唐宋及元明时代”的特点，则在于“满族、蒙古族与汉族的争霸，也就是满蒙各族的实行汉化”。不过编者把建立辽金政权的东北民族均以晚出的“满族”来统称，恐怕很成问题；最后，“满清及民国”时代被编者合起来视为“中华民族”最终形成的阶段，强调“该时期是满族与汉族同化大成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大功告成的时候。满族灭明以后，统治中国者凡二百六十余年，在此时期中，一切生活，完全汉化。及民国成立，遂宣布五族共和，于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结合运动，至是遂完全告成”。[193]若暂置该编者的汉族同化论立场不论，他们视“中华民族”为数千年长期不断“结合”之果，而将其最终形成放置在“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总体论述和把握，可以说离今天流行的从“自在”到“自觉”的中华民族叙述模式，已经相差不远。
自然，国内各民族真正平等结合的“中华民族”史叙述，最终仍是无法容忍汉族“同化”论提法存在的，于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叙述模式，在抗战时期尤其是40年代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也适时应时而生了。如1946年教育部审定，宋延庠等编著的《初级中学历史》一书，就已经完成了较为系统严整的“中华民族大融合”历史表述模式的创造。该书认为：“有史以来，中华民族的形成，可分为四大融合时期：（一）秦以前，（二）汉至南北朝，（三）隋至元，（四）明至民国。”在上古时，“有许多同种族的独立部落”分布在中国境内。到黄帝时，才把黄河下游许多部落统一起来，建立国家，“这是中华民族立国之始”。在这之后，“中华民族的势力逐渐扩大，加入的分子也日渐加多……至秦统一六国，上古以来加入中华民族的分子，遂融合而为一体。这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第一期”；汉至南北朝时期，相互接触和争战的汉、匈奴、乌桓、鲜卑、羯、氐、羌各族，“血统与文化则发生极大的混合作用，因此中华民族吸收不少的新血液，而有隋唐两代的强盛。这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第二期”；隋至元末时期，同化的新分子又继续增多，东西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吐蕃、契丹、女真、蒙古等“在中国境内互相接触的新分子，无论由自动或由被动都渐混合同化。这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第三期”。[194]编者此时的用语中虽仍有“同化”，但这是“中华民族”的“混合同化”，与所谓“汉族同化”已不可同日而语。最后则是中华民族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明至民国”时期。编者写道：
明代极注意西南的国防，因此于西南的政治文化关系，也较前密切。至清，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开后来五族共和之先声；同时厉行‘改土归流’政策，西南诸省的边地人民，从此内向益坚。清亡，民国代兴，中华民族内各分子平等结合，彼此感情的联络，更加融洽。到现在，我们四亿七千万同胞，在政治上、文化上，甚至在血统上都渐渐融合沟通而为一个整体了。这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第四期。[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