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说来，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民族的来源，清末民初主要流行一种“西来说”，包括埃及说、巴比伦说和中亚说，其中又以巴比伦说最有影响。该说由法国学者拉克伯里所发明，清末时就由蒋智由等率先传入中国，经刘师培等人传播，影响很大。“九一八”之前，此说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持续盛行，占据主导地位。前文我们曾提到1927年、1928年王启汾和常乃惪对“西来说”的怀疑，特别是常氏还明确表示了对“本土说”的认同态度，但这种声音总体说来还很微弱。“九一八”之后的整个30年代，情况则发生了根本变化，纯粹持“西来说”说已经很少见，“本土说”或倾向于“本土说”说者已急剧增多，不过由于考古证据不够坚确，“本土说”尚欠成熟，“阙疑论”者也还有一定数量。如1933年，陈登原编写的《陈氏高中本国史》（世界书局印行），就明确而坚决地否定了各种中华民族“外来说”，表示“近来因为古生物学地质学的进步，颇使学者有‘北京人’三字的结论：在冰河时期，中国已有人住着。中国民族的产生，并不比其他地方为迟。——那么，西来说和东来说，便可付之一笑了”。[189]
到全面抗战时期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本土说”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已绝对占据了主导地位。如宋延庠、蒋子奇等编写，教育部审定，1946年出版的《初级中学历史》就这样表述：“中华民族在什么地方起源的呢？无疑的是在中国本土，最早的发源地即在黄河流域，无论从考古学上或古史上都有很确切的证明。就考古学上的发现说，我国古代文化，经数十年来考古学和地质学家努力的结果，上古先民的遗迹在中国北部已陆续发现。”[190]另一部于1947年出版，世界书局印行，孙正容编著并较为流行的《高中新本国史》，也明确写道：“我们现在为审慎态度起见，对于中华民族起源问题，暂作了这样的断语：在太古的时候，中国境内即适宜于人类的生长，‘北京人’化石的发现，可为明证；不过那时候的人是否即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则不得而知。旧石器时代华北一带已有很繁复的人类活动，但这些人与国族有无关系，也不得而知。至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据步达生博士的研究，则和国族确属一派。这种推断，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了。”[191]实际上在当时，考古学的证据未必就真的那么坚实可靠，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在“本土说”中所发挥的选择作用和倾向性，也是甚为明显的。
关于“中华民族”的具体组成部分或主要成分，“九一八”之后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则说法不一：有五族说、六族说、七族说等多种，尤以前两种说法为多。五族说为众所周知的“汉、满、蒙、回、藏”；六族说则往往加上“苗族”，七族说则再加上“韩族”即“朝鲜族”。[192]当然，当时也还存在反对对“中华民族”进行民族细分，以免引起“民族的离心力”的论点。不过，重要的在于这些教科书多承认中华民族成分的复杂多元，以及彼此间长期融合交流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