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这是一个抽象的名词……目前我们需要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比之过去更加迫切。所谓英雄是一种“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的硬汉，加上聪明的头脑，敏锐的眼光，有计划地前进，抱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民族英雄则是根据这种态度，处处着眼于国家民族。印度的革命家，多是有到死也要捏一撮祖国的泥土而授命的决心的；希腊的勇士，对着祖国都有最沉痛的热血的。虽然，成功与否，那是环境决定的，换言之，那是要看时间与空间所给予的机会。但是有了这种精神的民族英雄，那是已具备了决胜的条件。
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他的任务对内须要发扬固有道德，具体地说要把“礼义廉耻”的四维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尽量提倡，促进养成一种风气，挽救了颓废了的伦理观念，同时还要把武士道的精神，灌输到一般民众，使得人人都有爱祖国的心理。这是总理所昭示的革命必先革心，我们把它具体化来演释一下而已。他的任务对外须要抗拒强暴，反对侵略，与祖国共存亡。他的【每】一滴血都要为祖国为民族而牺牲。[148]
可见，该作者的“民族英雄”标准，主要还是瞄准当下中华民族危机时期民族国家的领导人物之必备条件而提出要求的。
但是，说起来容易，而要真正将其标准贯彻到底并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切实说明，尤其是把古今民族英雄的评判标准真正统一起来，却并非易事，甚至根本无法做到。当时一般的民族英雄榜，往往只是简单地开列历史人物名单，而并不去做详细解释，这一点实不难理解。不过尽管如此，从当时所开列的各种民族英雄的榜单中，我们依然能够见及一些有关的选择性特点。以此为据，还是可以窥见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在其中所发生的实际影响之一斑。
从笔者所搜寻的有关资料来看，当时人们所叙述和认为的“民族英雄”，一般并不限于汉族，或者说不排斥而是包括蒙古族、回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在内。像元太祖成吉思汗和明朝“七下西洋”的郑和，就是许多民族英雄传里都要提到的人物。有的英雄传记集还非常自觉地强调这一点，如刘觉所编著的《中国历史上之民族英雄》一书，其“凡例”中就郑重写明：“本编所列民族英雄，不限于汉族，凡满蒙回藏，对外有功绩者，亦并载叙，以符五族一家之旨。”从该书实际收录的“民族英雄”等来看，也包括了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回族的常遇春和郑和等人。[149]在这方面，最能代表国民政府的国家意志，也能集中体现这一时期时代主旋律的“大中华民族”观念的举动，恐怕莫过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所通过的表彰40名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之决定。
1937年6月3日至4日，在国民政府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张道藩的主持下，请来该会下属的史地语文两研究会的成员柳诒徵、萧一山、胡先骕、张世禄和少数民族人士艾沙等前来开会讨论，专门就“表彰民族英雄的议案”发表看法。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研讨，最后决定先将秦始皇、蒙恬、汉武帝、霍去病、张骞、苏武、马援、窦宪、班超、诸葛亮、谢玄、唐太宗、李靖、李勣、刘仁轨、王玄策、郭子仪、李光弼、宗泽、韩世忠、岳飞、文天祥、陆秀夫、元太祖、耶律楚材、萨都拉、明太祖、郑和、唐顺之、俞大猷、戚继光、宋应昌、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史可法、秦良玉、郑成功、左宗棠、冯子材40人，推为“民族英雄”，特通告全国并征求传记。该表彰决定被报道之时，文前还有一段交代文字，特申明“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以我国历史久远，代有特起人物，故列表而出之，藉作人群模楷，增强民族自信力”，遂有此次表彰民族英雄的决定出台。[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