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遗族校刊》所登载的有关“民族英雄”的讨论中，中学生们似乎更为重视那些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具有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这与那个时代中国的民族命运，实在息息相关。有篇题为《民族英雄应具的特性》的文章就强调，“中国幅员广大，民族血统复杂”，“各具其特殊性格”，但就中华民族的整体而言，却又有其共同的民族性格缺点，如“好伪怯懦，缺乏国家思想、进步精神、生产能力”等，故而在作者看来，现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应该领导人民去克服这些民族弱点，因此他必须具有“坚强的民族意识”和“热烈的爱群精神”，具有“高尚纯洁的人格”“真实的统制力量”和“坚固的自信决心”，“凡领袖能具备上述各项应有特性者，即是民族英雄”。孙中山就堪称这样的民族英雄。[145]
还有一位学生，也从民族领袖的层面来思考“民族英雄”问题，他同样把孙中山和蒋介石视为中国的民族英雄，但他同时又强调“民族英雄”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认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英雄：彼族的英雄，未必是此族的英雄，在彼族得到赞美讴歌的民族英雄，在此族却可能招致怨恨和咒骂。如中国的民族英雄孙中山，“我们固然是视他为恩人的感谢他，但在列强却未尝不视他为劲敌的仇恨他”。不过，作者所谓的空间性，却主要是针对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外的民族而言。至于民族英雄的“时间性”问题，他则写道：“无论是哪种学说、制度、道德标准、政治潮流，都含有一种无形的时间性，民族英雄的定义，当然也不能例外的。比如历史上赞美忠君杀贼的岳武穆、曾国藩，如今有些人却不迷信他，而情愿把‘民族英雄’这个徽号加之于梁山泊上的英雄、太平天国的好汉。所以民族英雄不但在横的方面——空间上有不同的价值，同时在纵的方面——时间上也有不同的批评。”此外，他还列举了世界各国20世纪的民族英雄，如土耳其的凯末尔、印度的甘地等，强调他们为国争光的方法不同，“无非是能够适应国情而已”。[146]
应当说，这些中学生们关于“民族英雄”问题的讨论总体水平并不高，不过它们却很好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于“民族英雄”的期待心理，以及社会化的普遍认知水准。由于当时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体“中华民族”观念正逐渐深入人心，因此谈论现实的“民族英雄”时，人们一般都会很自然地以全民族为对象，即便是泛泛谈论遴选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标准时，也往往如此。如有一篇评论徐用仪《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爱国魂》和易君左《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两书的书评作者，就公开声言：
选择民族英雄的标准——凡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为着民族国家的利益（包括民族的生命和荣誉，国家的土地和主权），而牺牲他自己个人的利益（包括个人的体力、智力、财力以及生命力），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但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史不绝书，为求阐扬表率起见，得就历代中选择若干民族英雄以为代表，俾资取法。[147]
也有人把“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标准提得较为具体，强调这样的“民族英雄”，必须具有对内发扬固有民族道德、对外勇于抵抗侵略、不惜为国献身的精神或态度。如1936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华民族与民族英雄》的文章作者，就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