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训慈看来，中国历史教学当时的“中心目标”，就应该是“充分表达本国民族之由来变迁与演进，提示民族伟大的事迹，而引起学生之强烈的民族意识，激励他们为本国民族的生存与繁荣而努力”。因为“这一个世界还是民族角逐的世界，历史也还应是民族本位的历史，而历史教学也更应注重民族立场的需要……这种企图在中小学历史教学上尤应注意，以期打破青年的消沉风气，而树立起民族自信力，唤起其对民族的责任。而在许多本国史的材料当中，最足以达到这样目标之效者，便是有关民族兴衰的伟人事迹所寓的传记”。他还特别引用了今人熟悉的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译为‘现代史’）”的理论，来为自己的论证服务，并呼吁国人特别是历史教育工作者，要努力撰写“具有民族性的名人新传记”，“将古人舍身为国那一种激昂磅礴的情绪，重新在青年们的内心燃烧起来，以鼓铸他们对国家民族一种说不尽的热情”。[141]陈训慈这里所谓的“民族名人”或“民族伟人”，实际上不过是“民族英雄”的另一种表达。在陈氏之后，响应其号召的沈明达发表过一份《本国史中补充“民族英雄史实”教材的拟议》，思考在历史教学中如何将陈训慈的主张加以具体落实，其中就把“民族名人传记”，直接改成了“民族英雄史实”。[142]
1935年，也就是日本逼近关内，“华北危机”急剧深化的那一年，与陈训慈发表《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学》一文几乎同时，“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得风气之先，在本校所办的《遗族校刊》上，率先发起了关于“民族英雄”问题的讨论，将该刊1935年第2卷第4—5期办成“民族英雄专号”，颇值得今人关注。该校是国民党在南京中山陵附近创办的革命烈士子弟学校，这些烈士遗属强烈的“英雄”情结，或许成为其发起这一讨论的主观动力。不过烈属们的有关讨论却是相当理性的，他们公开表示，“民族英雄”绝不该仅仅局限在所谓“英烈”的范围之内，而必须能体现出新时代宽阔的民族视野和鲜明的现代关怀。如中学生谭少惠在其“课艺”作文《民族英雄的界说》中就明确指出，一般人说起“民族英雄”，都会想起那些“抵御外侮的武夫”，而现在要救国难和复兴民族，“单靠武力”是绝对不够的，而应当看到“造成现代武力的背景”，用今人的话来说即是综合国力。故他给“民族英雄”下的定义范围极广：“凡一个民族的文化、国防、工业、经济、道德、政治、艺术、科学各方面，或破产，或落后，或不彰，如有人能努力于一方面，或一方面里的一小部分，而能对于全民族有利益的，都可以叫民族英雄。”[143]
另有一中学生则发表《认清中国的现代来找民族英雄》一文，提出了从时代精神出发找寻“民族英雄”的新标准。他认为：“不论任何人，只要他能用种种方法，无论文的、武的、急的、缓的，来延长和光大他民族的生命的，都可称谓民族英雄。”而延长和光大民族生命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民族文化，一是民族精神。近百年来中国民族衰落的真因，就在于“民族文化核心的丧失”，虽然“现在我们所谓中华民族，实于汉族之外犹包含若干不同的民族”，但“其维系的力量无疑的是汉族文化做了中心的缘故”。而在这方面，真正有远见有担当的孙中山最为难得，故他认为“孙中山先生亦正是我们认为最（具）时代性的‘民族英雄’”。[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