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光祈看来，中华民族复兴必须优先从社会和文化角度入手，要实现这一目标，主要存在两种方法：一种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另一种是“民族生活改造运动”。他认为，“大凡一个民族在世界上能维持其相当的地位，与其他民族并立，必须备有一种‘民族文化’，以表现他的生活思想、行为、习惯等等——特色，同时又以之促进本族的团结。反是者，其族必亡，或终为人所奴隶”。[73]因此，王光祈十分反感新文化运动极端反民族传统的偏颇倾向，强调以“礼乐”为核心的中国民族文化及其所涵育的民族精神与“根本思想”，只能以西方的“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开采，不能与他民族“彼此随便通融假借”，因为其民族性或特色乃“由遗传、历史、信仰、环境、习惯等等所养成”，必须珍惜和发扬。[74]至于其“民族生活改造运动”，则主要关注的是“普及教育与发展实业”的问题，它除了要求一般社会习俗的改良之外，尤其重视“发展农业、改造农村、诱导农人”，并视其为该运动的“下手之处”。[75]这与日后的“乡村建设运动”，取径相通。实际上，如果我们将王光祈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和“民族生活改造运动”，与十年后蒋介石发动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和“新生活运动”加以对比，就不难发现，两者的思路简直如出一辙。
以笔者之见，王光祈的前述“序言”，堪称民国时期首次公开倡导“中华民族复兴运动”旗帜鲜明的宣言书，它也是迄今为止，学界所发现的关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符号较早完整的呈现形式，其在内涵上的系统说明也是最早的。此外，它还昭示出该话语系统日后带有保守特点的文化民族主义之主导关切。因此，从认知“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形成问题来说，王氏此序实具有不容忽视的思想文本价值。
王光祈主持的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1918年，曾孕育大批共产党和青年党的核心成员。作为两党领袖的李大钊和曾琦（字慕韩），都是该学会的发起人。由于在对待传统文化、苏俄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以及阶级斗争等问题上，两派发生严重分歧，最终导致学会分裂，并于1925年自动解散。其中，曾琦和李璜等于1923年，秘密成立中国青年党（对外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名义活动）。王光祈在思想上，尤其是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明显更加接近青年党，但他却并未正式加入青年党。一则他不满意于该党僵硬的“国家主义”，正如前文曾提及的，他认为青年党诸君“虽有时常用‘国家主义’名词，但按其实质，多系一种‘中华民族主义’”[76]；二则，他也不认同那种热衷“政治运动”的政党立场，在他看来，不良政治主要由无良社会与无良个人造成，最好办法当从改造个人和全体民族着眼，推行一种“自反的自修的国民改造运动”。他讨厌国民党以人民程度不足为借口，试图行“一党专政”的“训政”方案，认为这与“从前袁世凯所谓‘开明专制’，进步党所谓‘贤人政治’”，都不过是一丘之貉。[77]由此也可见，王光祈有关“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主张的最终形成，实与国、共、青三党思想的彼此互动不无关联。
与王光祈出版《少年中国运动》一书几乎同时，李大钊于1924年6月发表《人种问题》一文，对他昔日的“中华民族复活”论予以重申，且还与“复活”一词并列使用了“复兴”一词，这表明他加入共产党之后，依然保持了对于往日思想的延续。该文对我们认知“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同样具有特别的意义。李氏在文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