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笔者所见，在“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过程中，1924年似乎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一年的1月至3月，孙中山发表“民族主义”演说，对其以往思想予以重新解释，不仅大赞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而且提出要“恢复民族地位”“发扬民族精神”，甚至还使用了“民族复兴”的提法。由于孙中山国民党领袖的特殊身份，加之他1919年以来又公开主张融化各少数民族成为一大“中华民族”，两种思想倾向结合起来，遂产生一种特别有利于形成“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导向作用。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年的3月，少年中国学会的主持人王光祈，受学会内部共产党和青年党的争斗以及国共合作之政党运动的刺激，坚信与其忙于从“国家”和“政治”方面努力，不如赶快就“民族”和“社会”方面入手，遂公开倡导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他还对这一运动的内涵做出系统而清晰的说明，堪称“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揭旗之举，具有标志性意义。另外，1924年5月至6月，少年中国学会的另一领导人和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也在新的思想基点上，重新表述和说明了他的“中华民族复兴”论，并显示出与文化保守主义论者不同的思想取向和特色。凡此种种，大体可表明，“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一种时代思潮，此时已然初步形成。它与国共合作的实现并联合发动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主要内容的国民革命几乎同时，实在绝非巧合。因为国民革命奏响的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序曲，而中国的知识人也正由此激发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复兴热望。
由于学界对上述王光祈和李大钊所涉及的后两个事件尚缺乏关注和讨论，故本书在此，不妨稍作申述。
1924年3月30日，留学德国期间的王光祈写成《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在为该书所写的长序中，他将“少年中国运动”的宗旨和性质，径直解释为“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态度坚决，而且旗帜鲜明。他写道：
少年中国学会的希望，是在唤醒“中华民族之复兴”，此种工作，何等伟大！当然不是短时间内所能见效的……
“少年中国运动”不是别的，只是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我记得民国七年本会发起时，曾慕韩君曾主张取名“复兴社”，但是我以为用“少年中国学会”之名，含义较为明了，后来曾君以及其他会友都赞成我的主张，于是始有今名。从此我们可以见得所谓“少年中国运动”，其实只是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直到去年（民国十二年）十月，国内一部分会员在苏州会议，决定学会进行方针，为“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亦只是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
我们“少年中国运动”与国内其他各种运动不同的地方，便是我们眼中只看见了一个“中华民族”。再进一步说，我们只看见了一些“中国人民”。无论什么功罪，我们都归之于人民身上。譬如其他一切党系常说：我们国家太弱了，我们非赶快“造国”不可。我们学会认为国家之弱，系由于组织这个国家的民族不强，我们与其忙于“爱国”、“救国”、“建国”，不如赶快“救族”、“教族”、“育族”。[72]
图3-2 《少年中国运动》书影
